《朗讀者》這是一部很隱晦的反映二戰題材的電影，在電影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意識到那個女人是文盲，而那個男人從最初的女子肉體的癡迷，到法庭上的糾結複雜的情緒，到後來堅定的朗讀，但是不回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複雜的靈魂和情感對話，下面由本站小編爲大家蒐集的，歡迎大家閱讀!
【電影朗讀者觀後感一】
漢娜·施密芝在獲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監獄裏自殺了。麥克·伯格忍着巨大的悲痛和內疚走進了她的獄室，書架上整齊地放着他寄給她的錄音磁帶，還有一些她學會讀寫後借來閱讀的書籍。
在這些施密芝閱讀過的書籍中，有一本就是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艾希曼是第三帝國保安總部第四局B-4課的課長，曾通過自己在鐵路運輸方面的專長把百萬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戰爭快結束時，火車車皮不夠用，艾希曼便讓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營地。
阿倫特(猶太人)作爲《紐約客》的特約記者在耶路撒冷旁聽了對艾希曼的審判。讓阿倫特震驚的是，這個“殺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表現得畢恭畢敬，甚至像一位紳士。
在艾希曼身上，阿倫特看到了：“恐怖的、難以表述的、難以想象的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確實是一個盡忠職守、嚴謹勤奮的官員，每天埋頭於時刻表、報表、車皮和人頭的統計數字，極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國的“國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這樣的“平庸”官僚的行爲。他反覆強調，自己只是龐大系統中的一個小齒輪。
阿倫特認爲，使得納粹的罪行得以實現的絕大部分人都具有這種“平庸”特徵，他們輕易地放棄了個人判斷的權利。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這就是應當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
《朗讀者》的小說作者、柏林洪堡大學法學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無疑受到了阿倫特的影響，他對納粹罪行及其影響的思考始終在“平庸”的普通人的生活層面展開。
那麼，漢娜·施密芝真的就是“平庸之惡”的又一個例證嗎?
漢娜確實是“平庸”的，因爲她是一個文盲，還用謊言極力掩飾這一點。換句話說，漢娜由於無法讀寫(文盲)因而不能從文化及其社會秩序中獲得正常尊嚴，進而把掩蓋這種失敗作爲其一生拼死維護的尊嚴本身。
漢娜熱衷於傾聽朗讀，她對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嚮往越強烈，她對自己文盲身份的厭惡和恐懼也就越強烈，這是同一種感情的兩面。這讓她近乎瘋狂地走上了一條維護、追求尊嚴的道路，爲此不惜撒謊，拋棄工作和愛她的人。
這種創傷性的尊嚴貫穿了漢娜的一生，構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這種基本特徵已經從根本上決定了她首先是一個值得同情的形象。
和艾希曼作爲有文化的“專家”卻放棄個人思考判斷和尊嚴相比，漢娜所追求的正好是艾希曼輕易放棄的這一切，雖然這種追求的起點很低而且困難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那個時代在德國普遍瀰漫的那種麻木，漢娜顯然無法超越這一點。
這種麻木既瀰漫在集中營的施害者身上，也瀰漫在受害者身上;瀰漫在法庭上的審判者身上，也瀰漫在被告身上;瀰漫在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中。(小說比電影更清楚地展示了這一關鍵內容，電影中只出現了一個在法庭上織毛衣的被告形象)。
在集中營裏，無論囚犯還是看守，他們要繼續自己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不得不把毒氣室和焚屍爐——殺戮和死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他們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輕，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藥或喝醉了酒一樣讓麻木狀態佔據自己。
在這種共享的麻木之上，他們形成了一種使惡得以日常化的合作關係。在這種環境中，是非、善惡、生死等基本倫理問題都消失了，只剩下各種本職工作的日常計較。
漢娜的不幸之處在於，在她那條偏執然而值得尊重的道路上，在她成爲有文化和尊嚴的人之前，在她能思考人類的尊嚴之前，她已經不得不面對了關於人類尊嚴的大是大非的殘酷考驗——她沒有能解救教堂裏的那些猶太人，這是殘酷的、有罪的，但這符合她當時的思考和行動能力，符合那個環境輕易強加給一個文盲的一切。
審判對漢娜是足夠正義的嗎?
“納粹”“兇手”“集中營的女看守”的這樣標籤對漢娜這樣一個卑微的文盲來說是實在是太大、太沉重了，漢娜或許從未能準確地理解這些字眼的含義。然而，這些標籤已經足以讓多數人在理解她之前已經對她下了判決。
在法庭上，漢娜實話實說，她顯然對遊戲規則毫無概念，對自己的和別人的表達方式也沒有概念，更不會知道有罪或無罪、判刑或釋放在一個平庸的法庭上往往取決於這些表面的東西。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各種身份的人之間充滿推託、謊言、策略、計算，唯獨缺乏對人性的深思、對正義的虔誠。漢娜最終因爲要堅持隱瞞文盲的身份而被定爲罪首，處以重判。一個偶然的因素就皆大歡喜地了結了這場審判。
審判始終沒有觸及漢娜身上真正重要的內容(漢娜的拒絕只是一方面的原因)。麥克在研討課上說出的“理解”這個詞是微弱的。很多人都會義正詞嚴地反問，我們真的需要理解一個“納粹集中營的冷酷女看守”嗎?
漢娜的確有罪，但這並不意味着審判者就可以簡單地根據抽象的罪名、簡單地運用法律懲罰她。如果審判不是基於對“這一個”被告的全部特殊性的真實理解，而是基於博弈(各種計算之間的平衡)，這種審判不可能是正義的。
法國哲學家、猶太人德里達(Derrida)在思考法(Law)和正義(Justice)時指出：“若一位法官想作出正義的判決，他(或她)便不能自滿於只是引用法律。他(或她)每次都必須重新發明法律。”也就是說，“在一獨特的情況中重新發明一種正義的關係，這意味着正義不能被降格爲約束、處罰或獎賞的計算。正確的或合法的事，很可能是不正義的。”
對漢娜的判決是“正確的或合法的”同時也是“不正義的”。
理解漢娜不是爲了免除她的罪和罰，而是使法真正和她的特殊性發生切身的、正義的關係，否則審判就會淪爲暴力，甚至只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暴力。阿倫特就認爲，爲了能正義地審判納粹的罪行，一般的`國內法是無效的，我們必須創造出基於對人類尊嚴深思的新的法律。
漢娜這個形象從根本上召喚着正義，而不只是同情。
那麼，麥克對漢娜是足夠正義的嗎?
麥克和漢娜的關係準確地表現了：經歷了二戰、在納粹的罪行面前或合作或沉默或麻木的老一代德國人和年輕一代之間的愛恨交織的複雜關係。
“當我努力去理解時，我就會有一種感覺，即我覺得本來屬於該譴責的罪行變得不再那麼該譴責了。當我像該譴責的那樣去譴責時，就沒有理解的餘地了。兩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譴責。但是，兩者都行不通。”小說這樣表達這種複雜的感情。
其中最關鍵的是麥克的兩次沉默：第一次，麥克知道了漢娜是文盲，卻沒有告知法庭這一事實，而選擇了沉默;第二次，漢娜在監獄裏學會了讀寫，並給麥克寫來了字體蹩腳但飽含希望的書信，但麥克卻選擇了沉默，沒有給出漢娜最需要的迴應。
在第一次沉默中，最壞的可能原因是，麥克內心不希望漢娜因爲自己的介入而得以減罪，並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最好的可能是，麥克覺得揭穿她的文盲身份等於毀了她，沉默是尊重她的決定;或兩者兼有或更復雜。而在第二次沉默中，麥克需要計較的現實因素就更多了。
在麥克的沉默中，我們甚至能看到前面描述的那種麻木。這種麻木是讓日常生活繼續下去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樣纔有可能讓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並在這種生活中繼續生活下去。”
麥克唯一做的是，給漢娜不斷地寄自己的朗讀錄音。這是麥克在重重矛盾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合適的接觸漢娜的位置。此時，朗讀從原來的肉體之間的、面對面的，變成了抽象的語音。朗讀延續了，但愛已經消失。漢娜終於通過磁帶學會了讀寫，但最終沒有獲得真正的理解(正義)和寬恕。
漢娜沒有拯救猶太人，麥克也沒有拯救漢娜。在罪面前，在生活的各種牽絆中，麥克沒有勇氣再去面對自己曾經的愛，更沒有勇氣把他的愛變成真正的寬恕。
德里達說，寬恕“不可能寬恕的”纔是寬恕。他的意思是，真正的寬恕，它的每一次具體實踐(實現)都會打破原來關於什麼是能寬恕什麼是不能寬恕的經驗和界限(解構寬恕原來的可能性)，就像正義的每一次具體實現都會要求法的重新運用甚至發明(解構法之運用的原本可能性)，就像真正的愛是愛那些超越你並更新你的事物(解構自我的同一性)，否則就只是變相的愛自己(自戀)而已。
無論是寬恕，還是愛與正義，都需要一個超越性的維度，否則就會被日常生活的平庸所吞沒，或者被罪所壓垮，或者被計算所腐蝕。
影片的結尾處，麥克把他原本疏遠的女兒帶到了漢娜的墓地前。的確，他有責任把漢娜的故事向下一代(未來)重新講述一遍，而這個重新講述的故事應該不只是關於罪與罰，更是關於愛、正義和寬恕。
【電影朗讀者觀後感二】
單看影片的開場，根本無法預知影片的核心情節。和一切乾脆利落的文學作品一樣，影片一開始就讓觀衆投入到一個電影的“存在”中去。一般而言，這種“存在”在開始的時候是沒有交代任何來歷的，但隨着劇情的發展，觀衆纔會發現它是如何融入整體劇情的。這樣的設定，既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讓觀衆的注意力集中到故事上來，又保持了足夠的神祕性或者說懸疑因素——俺的感覺——有這樣開場的電影，一般都差不到哪去。
果然，影片接下來的情節線索，好幾次挑戰觀衆的心理預期，並進而挑戰觀衆的道德底線與人性思考，主題“糾結”的程度，足以名列2008好萊塢電影之冠。
首先，就男女主角的情慾關係而言，基本上已經觸及了好萊塢可以觸及題材的極限。因爲影片不僅是像《西西里美麗傳說》那樣以青少年的生理衝動爲題材，而是真實直觀地以鏡頭表現這種情慾。說白了，影片中的性愛鏡頭，雖然沒有《色.戒》那麼集中而持久，單就暴露程度而言，已足以令影院裏保守的美國歐巴桑們不忍卒“睹”了。
對於情愛鏡頭的處理，影片採取的也是歐洲同行們慣用的自然主義風格，沒有特別去渲染任何情緒或者氣氛，更沒有刻意風格化。這種力求還原當時情境下“真實”狀況的手法，與影片的開場一樣，演繹了以“真實的手法”展現故事的非凡魅力。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真實的手法”，並非指鏡頭和畫面效果看起來像紀錄片。如果是那樣表現的話，那片中的情慾場面就會近同於毛片的感覺了，事實並非如此。影片情慾鏡頭所關注的，依然是“情節”，只是它非常隱忍地不透露有關情節的任何信息，只是純粹展現當時的狀態，所有的聯想，包括對於劇情發展的猜測，以及對於角色行爲的解釋，都由觀衆自己去完成。
由於角色行爲的突然變動，影片前三分之一關於主角們感情關係的處理，顯得懸而未決、沒有任何結論——這正是影片的高明之處。一方面，它並非真的什麼都沒說。至少，觀衆應當很明白：少年男主角是非常“迷戀”女主角的。但是，這種“迷戀”是否稱得上“愛”、而女主角對少年的感情又是怎樣的，電影到這裏爲止都沒有給出任何結論性的信息，聰明的觀衆可以做出自己的猜測，但千萬不要期待結果一定會如你所願。
在一段似乎“無因也無果”的畸形感情關係描繪之後，影片“筆鋒”一轉，已經是好幾年之後了。這時男主角已經成了意氣風發的大學生，少年情事是否在他心裏留下痕跡?編導在這個時候一如既往地沒有給出明示。從他與女同學眉來眼去的勁頭來看，“過去”似乎真的是成爲“過眼雲煙”了。
然而，聰明的觀衆知道女主角會回來的，但以什麼樣的方式再入故事，恐怕是多數沒看過劇情介紹的人沒想到的，至少本人就比較意外。由於對戰後德國曆史的不熟悉，我根本就沒想到在人家那裏也有我們熟悉的“清算”問題，而且是在二戰結束已久的上世紀六十年代。
既然要“清算”，很可能大多數人最先想到、同時也最感興趣的，是如何看待德國普通民衆在納粹掌權期間的行爲。有關二戰期間德國民衆作爲一個集體對猶太人的迫害，要不要追究、怎麼追究?無論是在法理學術界，還是在大衆輿論層面，這都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
原著和電影都深知泛泛討論這個問題的麻煩，所以並沒有拘泥於去揭露對與錯的問題，而是將視角集中在個體身上，去真實地表現個體的想法;通過對不同個體不同想法、以及在想法支配下不同行爲的反映，觀衆能得到一個比給出簡單對錯答案更爲複雜、同時也更有意義的思考機會。
具體而言，影片只是通過細節去展示女主角是個怎樣的人，並通過她與當年同事的不同表現，來加強觀衆對她個人的印象。與前一部分她與男主角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關係一樣，編導在這一幕當中，也是極力隱忍鏡頭的“結論性”：影片通過法庭對答的一些細節，其實是非常明確的突出了女主角的個性與隱含的行爲動機。但是，這種表述的明確性，並不能讓觀衆輕易對女主角做出同樣明確的評價，反而有一種“真實到無法評說”的意味。個人以爲，這種意味是本片最寶貴之處。
以往雖然也有不少影片，貌似“將判斷權留給了觀衆”，其實大多還是暗示了可判斷方向的，《生死朗讀》則杜絕了“過分讀解”的可能。表面上看來，可能有些“添堵”，因爲似乎沒有那種“釋然”的感覺。但從把握歷史與現實的“真實”而言，這纔是最高明的做法。因爲世事與人性之複雜，往往是超出人想象的。太複雜了，就難以完整地表現。所以，藝術作品往往都是抽取了“真實”的一部分、通過“善惡”對比、來提升爲一種所謂“來自生活、高於生活”的“美感”。這種高妙的“美”欣賞多了之後，我們反而有一種低級渴求：“非藝術化”的生活本身是什麼樣子呢?其實，“真實”本身就是一種“美”。對於本片的題材與內容而言，還原這種“真”，還比那種“提煉式”的美更有藝術感覺。
影片第三幕也許最符合大衆觀賞心理的，可能主要是因爲這段內容在感情基調相對前兩幕溫和一些，男女主角此時的互動，也更容易讓多愁善感人士覺得是在進行真正的心靈交流。
然而，以個人的看法而論，這第三幕不僅依然秉承了前兩幕“不動聲色”的敘事特色，甚至還將這種特色推演到近乎“無動於衷”的極端。那些總喜歡借看文藝片來唏噓幾下感想的小資們，面對這樣的風格可能會徹底失語。這倒不是說這後三分之一的故事不夠唏噓;其實，這裏所能激發的感想，比前面內容更豐富。但是，通過控制情節表現的尺度，導演也就控制了觀衆能夠多愁善感的範圍。最關鍵的，片中人物的結局，還是不能讓人有“釋然”的放鬆，反而有種鬱結於心的感覺。
這主要是因爲片中人物的命運，有別於一般文藝電影的“終結”套路。對於喜歡把“救贖”掛在嘴上的西方文化而言，那幾乎是他們文藝作品的最終目標，因爲人人都有“原罪”，所以最後如果沒有“救贖”，那就是無法得到解脫，不說可怕吧，至少是件很鬱悶的事。而對於熟悉這種文藝調調的影迷而言呢，“救贖”的結局就成爲了一種心理定勢，看不到的話也會覺得不爽。
可是，理性思考一下的話，就會覺得這種“救贖”情結固然有心理共性，卻缺乏現實基礎。或者說，也許因爲現實中“救贖”很難實現，所以文藝作品才極力營造讓人在現實之外得到解脫。而過於雷同的“解脫”，且不說欺騙大衆，至少會令人失去直面真實的勇氣。《生死朗讀》恰恰就有這種勇氣：能說漢娜(Hanna Schmitz)最後是“贖罪”了麼?能說邁克(Michael Berg)忘卻自己的背叛了麼?能說猶太女作家原諒過去的罪行了麼?恐怕都不能。
影片的力量，正在於這種“說不準”的狀態。因爲唯有營造出這種狀態，纔可以真正激發各種不同的思考，而不是大家都熱淚盈眶地找到同質的安慰。認清了這點之後，就會覺得那種俗套的救贖結局其實是很不必要的;直面真實雖然不那麼舒服，但會有另一種“通透”。
以表演而論，本片堪稱絕佳的“角色性格分析”教材。漢娜這個角色，可以說是近年來罕見的接近生活中最複雜、最微妙的真實人性，簡直無法歸入任何商業或文藝片人物套路。編導似乎始終沒有將這個角色完全剖析給觀衆，總給人一種很難概括的感覺。可另一方面，觀衆又會覺得這個角色很有吸引力，對她很有感覺，彷彿很早就熟悉了、而且一直在期盼看到的樣子。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爲這個角色的表現，有着很真實的微妙特質，就如同現實中的你我一樣，有時候自己都無法認清自己。
個人覺得溫絲萊特(Kate Winslet)在本片中的演出好過《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這裏固然有編導角色設定及調教的功勞，溫絲萊特的本人的悟性也不可忽視。她在本片中的表演，不僅僅是“洗盡鉛華”那麼簡單。她的演繹沒有那種爲了表現樸素自然而帶有的刻意性，她所帶來的角色的魅力，讓人覺得不是來自她的“表演”，而是因爲角色本身是很典型的“真實”。這種“真實”無意去拷貝與現實之間的“形似”，而是從精神內涵上把握現實的神韻。所以，這種表演的魅力本身，也是很複雜而微妙的，難以盡表;這就好比如果我們當生活中的自己是個演員、會無法回答“自己演得怎樣”的問題一樣。作爲一個銀幕形象，能達到這樣的層次，真是一種無法言說的高妙了。
相對於漢娜這個形象的典型性，“邁克”這個角色就比較落入一般文藝片的窠臼了。無論是演青少年邁克的克洛斯(David Cross)，還是出演中年版邁克的費恩斯(Ralph Fiennes)，不能說演得不好，但還在人們可以預期的所謂“優秀”、甚至“靈氣”範圍之內，沒有驚喜可言。
電影以“朗讀”貫穿全片，除了點出漢娜這個角色的一個祕密、而這個祕密又決定她一生的命運之外，“朗讀”在影片中，還有契合電影意境的作用。
像片中表現的那種“朗讀”，還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閱讀”，後者暗含學習、思考之意，而前者是相當於“伴有零星思考的複述”——在不間斷出聲朗讀的時候，是無法思考得很仔細而縝密的，但朗讀的內容，卻是和書本完全一致的。真實生活中的人與事，也是這樣子的;我們在經歷的時候，根本無法像文藝片常描繪的那樣有“深入思考”的時機，很多東西都是不經意之間意會到、卻無法明說的一種感覺。《生死朗讀》這部電影，至少在漢娜這個角色上，就還原出了這種真實的微妙性。
影片中多次提到契科夫的短篇小說《帶小狗的女人》，就是憑着一個看似從真實生活中簡單截取的一段無頭無尾的故事，然後讓讀者去品味這種真實的韻味，同時也享受自己品味的樂趣。《生死朗讀》在其風格與手法中所體現的，也是這種“無法評說”的價值。 部分見《看電影》
【電影朗讀者觀後感三】
《朗讀者》：漢娜施密茲的最後一次審判 當情慾演變成愛情，他便已經墜入了最黑暗的深淵，就像滾燙的烙鐵被按在了最稚嫩的肌膚之上，而她在他身上所留下的記憶烙印，將伴隨他一生之久。——基督山伯爵 題 那一年男孩15歲，女人意外地幫助了這個身染疾病的孩子，他們邂逅於狹窄的樓道之中，那一年女人36歲，女人的每一個動作都撩動着這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男孩的眼中充滿着對異性的渴望，第一次的牀第之歡開啓了男孩未曾開啓的心房，此後的每一次交合都讓他們離自己最初的目的越來越遠，直到女人的不告而別。女人與男孩的第一次交合並不帶有任何明確的目的性，她只是爽快地揭露了男孩再次來這裏找她的目的，她直接了當，不帶半點猶豫，人類本身的性本能支配着他們彼此之間的行爲，那是純粹的情慾。有一天男孩突然想知道女人的名字，他愛上了這個女人，漢娜·施密茲——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女人。男孩對女人的情慾變成了愛，但女人卻並沒有把麥克·伯格這個名字刻在心中。
這樣的故事若是放在過去，很容易被認定爲是一種畸戀，而漢娜·施密茲的這種行爲也無可厚非的可以被認定爲是猥褻少年，即便是定義爲誘姦也似乎並不過分。很慶幸今天的社會比過去要自由的多，因爲放在今天，這至少不會被認爲是畸戀。無論漢娜最初是出於什麼目的和麥克發生了關係，最終這種情慾都演變成了一段偉大的愛，至少對於男孩來說，他永遠都沒有辦法忘卻漢娜對於自己的影響;那麼對於漢娜，也許只有在她收到磁帶的那一刻，她纔開始感受到男孩對她的愛，而此刻的她已經是一個白髮蒼蒼的獄中囚徒了。 《朗讀者》本身應該屬於一個愛情故事，然而這個愛情故事卻涉及到了比愛情主題更高的內容，對於戰爭的反思，對於人性的反思。
男孩無意間邂逅的那個女人在消失多年之後出現在了二戰戰犯的審判席上，她同其他幾位婦女一同被控告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屠殺行爲。儘管我們在影片中沒有看到一套黨衛軍制服，沒有看到一個黨衛軍的標誌，但是這種指責卻比利劍更加具有穿透力，這把利劍所選擇的刺入點是戰爭年代中那些最普通的婦女，像漢娜這樣的婦女。她們軟弱、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文化，然而卻在無知的情況下完成了一次次慘絕人寰的罪行。與受害者相比，到底誰的經歷更具有悲劇性?受害者死了，漢娜還活着，這種蒼白地生存其實比死亡更加可怕，就好比是墜入了無間地獄，“爲無量受業報之界”，漢娜得用自己的一生來反省自己犯下的罪，而偏偏這樣的要求對於一個文盲來說又顯得如此矛盾。 對於屠殺主題的譴責以及反思是男孩與漢娜這段愛情糾葛的插曲，男孩愛上了漢娜，他的愛人犯下了最令人震驚的罪，在法庭上還遭遇了其他共犯的聯合指控，男孩有能力證明這種指控是不實的，但是漢娜自己卻認罪了。漢娜不願意別人知道她是一個文盲，就像男孩說的，她害羞。漢娜不希望別人知道她不識字，她希望自己能夠像普通人一樣被對待。
男孩一直都深愛着漢娜，最終他選擇了幫助漢娜保守這個祕密。 爲了保護這個祕密，你可以做到何種程度?這是影片《朗讀者》所要極力表達的愛的真諦。因此歸根結底，影片的大框架始終都是一部愛情電影。男孩爲了保護這個自己最愛的女人，他可以忍受長時間不與她見面，可以忍受她把自己投入監獄。他知道漢娜喜歡讀書，但是卻苦於不識字，他離了婚，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開始用錄音記錄自己朗讀的著作，將一盒盒磁帶郵寄給獄中的漢娜。 女人起初並沒有把男孩放在心上，男孩對於年輕時的她來說僅僅是單純的情慾用品，那時候她孤獨，她寂寞，她每天所作的僅僅是上班以及打理家務，男孩的出現豐富了她匱乏的日常生活，也填補了她感情的空白。情慾在不知不覺中轉化成了愛情，她們之間的首次爭吵正是這種轉變開始時的結果。漢娜因爲男孩沒有去第一節車廂找她而生氣，男孩因爲漢娜沒去第二節車廂吻他而感到惱怒，情感非我期中的二者互相責怪的同時，愛情也在他們身上迅速地發芽生長。 漢娜離開了這座城市，離開了男孩，這中間發生的事情是一段空白，只有在法庭審判中我們依稀得知了一些漢娜的生活狀況。
男孩走訪了集中營的遺骸，也努力地想去監獄探望漢娜，他去了當年漢娜不告而別後所去的那個地方，他被歲月的沉重壓的喘不過氣來，他與自己的同學發生了關係，在這個愛他的女人身上發泄着他對於漢娜的愛。鏡頭的另外一邊，漢娜久久地凝視着鏡子中的自己，她試圖透過肉體看到自己，也許透過臉部的線條，呈現給她的是自己的靈魂，也是走上最終審判前的一次自我透視，沒人知道在這個過程中她是否想到過那個可憐的男孩。 當漢娜收到男孩給她的那些磁帶時，男孩渾厚的聲音喚醒了她記憶深處的那段激情歲月，對於一個被無知殘害得體無完膚的老人來說，男孩的聲音就好比是希望的陽光，在晚年照進了她已生活了許久的深淵之中。她開始自學文字，開始給男孩寫信，那是她生命中最愉快的時刻，此刻的漢娜充滿着希望。如果說在相識初期，漢娜生命中的“希望”寄生於“情慾”，那麼在此刻，靈與肉已經徹底分離，她驀然回首，發現孩子一直待在原地，沒有離開過。漢娜最終見到了男孩，此刻男孩也已經上了歲數。這次見面之後她知足了，當他得知男孩的婚姻已經結束時，她的心顫了一下，在一個充滿陽光的日子，漢娜偷偷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漢娜死了，但是她對於男孩的影響卻是永久的，這一點已經無法改變。 《朗讀者》的故事可以有很多層面的挖掘，就好比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你可以覺得它關注的焦點是二戰中滅絕人性的屠殺，而並非愛情本身;當然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這種獨特性是影片自身所特有的，它包含了人類社會中最敏感的主題，也包含了社會中那些最人本的東西。所有的一切都有着自身的不確定性，情慾可以變成愛情，無知可以變成屠刀，希望可以變成動力，隨着時間不斷前進，每一個人在鏡子中的線條都發生着變化。 在最後一次審判開始前，在男孩與自己同學發生關係後獨自離去的那天凌晨，漢娜·施密茲赤身裸體地面對着鏡子，吸引她走到鏡子前的並不是觀賞自身線條的虛榮心，而是在鏡子中能看到的自我令她震驚。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漢娜這個人物都將成爲藝術創作上一個獨特的印記被人所銘記，不是因爲她的偉大，而是因爲她的悲慘。作爲大屠殺施虐者的漢娜同時也是那段動盪歲月中一個最普通的受害者，審判日來臨的那一刻，她勢必也會被當作受害者進行公平的對待。而男孩對她那份執着地愛，就是上天給她的最豐厚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