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曾對中國哲學做出似乎欠妥的評述：在《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中，黑格爾承認中國有道德哲學，承認中國哲學的抽象能力和想象力，但總結中國哲學時又認爲“與宗教相關聯而發揮出來的哲學便是抽象的，因爲他們的宗教的內容本身是枯燥的。那內容沒有能力給思想創造一個範疇［規定］的王國。”［1］在《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中，黑格爾論述亞里士多德的影響時曾附帶評論中國的科學技術：“……那極少量的科學知識就被傳到亞洲內地，傳到中國，這點科學知識在那裏就帶着一個傳統的外貌維持下去，不過在中國卻沒有繁榮起來。中國人是笨拙到不能創造一個曆法的，他們自己好像是不能運用概念來思維的；他們也顯示出他們有些古老的儀器，而這些東西是與他們的日常作業配合不上的，———所以，最自然的猜測就是：這些東西乃是來自巴克特利亞。”［2］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顏捷曾將黑格爾誤讀中國原因歸結爲資產階級偏見，以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立場批判黑格爾哲學［3］；隨着研究的深入，有論者已跳出階級鬥爭思考方式的藩籬，更注重總結黑格爾對孔子哲學、易經哲學和道家哲學論述的具體錯誤之處；也有學者在論述的過程中指出黑格爾不懂中文更不懂中國古文是他誤讀中國哲學的主因［4］。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地認可這上面這些分析，那麼沿着這條思路的推斷：任何一位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懂中文和中國古文的外國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解讀都可能是誤讀。這樣的推論明顯是有失公允，黑格爾對中國哲學誤讀的原因需要得到重新審視。對黑格爾誤解中國哲學的原因探究，最恰當地莫過於回到他的著作中尋找答案。
一、文獻資料缺乏限制黑格爾深入理解中國哲學
在《哲學史講演錄》裏我們不難發現黑格爾對東方哲學的論述篇幅不大，只對孔子、易經哲學和道家做出簡要論述。稍加總結可以發現以下特點：
首先，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基於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哲學思想評述和翻譯。黑格爾對孔子的概括資料來源於1687年出版的耶穌會神父普羅斯佩利若內塔、赫爾特利希、盧熱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譯和註釋［5］；黑格爾對《易經》起源的論述資料來源於1776年出版的“關於中國人的追述”裏阿米歐神父“論中國古代”的文字［6］；黑格爾對八卦認定爲可以喚起意義的便利和對中國哲學從思想開始、沒有概念且流入空虛的判斷，來源於溫地士曼的觀點［7］。從資料的來源看，黑格爾沒有接觸中國哲學的第一手資料，更沒有接觸過中國哲學翻譯成德文或英文的資料，因此資料的缺乏是黑格爾對中國哲學誤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臘哲學家爲例，黑格爾在論述中國哲學的結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學思想，而對畢泰戈拉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現的僞書他卻已做出辨別和區分，這一點佐證了在研究資料的佔有方面黑格爾用以思考中國哲學資料是不足的。
其次，文獻資料的缺乏導致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認識缺乏歷史性思考。黑格爾論述中國哲學的文獻僅限於先秦時期，因此他無法思考和理解中國哲學在秦之後與印度佛學融合進程；也無法思考和理解中國本土哲學經佛學的濡養向宋明理學的發展；更無法對中國哲學後來的發展中出現的，與西方哲學發展史中類似的命題進行思考和準確地評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爾的哲學思考有別於其他的哲學史家，稱其以巨大的歷史感爲基礎［8］，但是在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論述中這種巨大的歷史感顯然因文獻資料的侷限而缺失。
再次，文獻資料缺乏直接影響黑格爾對中國哲學進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明確指出“：……哲學的目的即在於用思維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維的產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進一步加以規定就成爲概念”［10］。因爲文獻資料的缺乏，黑格爾無法將中國哲學準確地轉化成他所謂的哲學思維的形式，更無法準確把握中國哲學思想進一步規定成概念。
因此，從黑格爾的哲學思考方式看，他無法將中國哲學的內容準確地概念化，成爲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對象。
二、對中國哲學思考對象的誤解導致黑格爾誤讀中國哲學
首先，中國思想的主要對象與西方思想的主要對象存在差異。司馬遷曾對先秦思想進行概括，“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應司馬遷的看法“：可是周文發展到春秋時代，漸漸的失效。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這套禮樂，到春秋的時候就出問題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諸子的思想出現就是爲了對付這個問題。這個纔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謂社會問題，也不是籠統的民生疾苦問題，它就是這個‘周文疲弊’問題。”［12］從司馬遷和牟宗三先生的總結看，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對象是周朝舊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差距，是如何過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國思想從肇始之初其對象就是對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之間關係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種從古希臘發端直至近代所圍繞的思維與存在而進行的思考。
其次，中國哲學的思考對象有別於西方哲學的思考對象。黑格爾認爲，“概括講來，哲學可以定義爲對事物的思維着的考察……不過哲學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思維成爲認識，成爲把握對象的概念式的認識。”［13］黑格爾的意思是：哲學是對思想形成的概念進行思維着的考察。這種考察的對象是種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對象。從黑格爾對哲學的定義出發，中國哲學是對概念化的中國思想的思維者的考察，這種考察關涉到中國思想和中國思想的對象———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的關係。因爲政治制度與政治關係更多呈現出對如何過上更良善生活的追問與思考，因此中國哲學所進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現出道德哲學的特點；西方思想主要對思維與存在關係進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學的以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形成的思想爲思考對象的思考，其主要特點必然與中國哲學的不同。
再次，忽視中西哲學思考對象的差異導致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片面認識。中國哲學以對政治制度和政治現實關係的概念化思考爲對象，思考的主要內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與倫理道德、國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關。在黑格爾看來這些都是倫理學說或道德哲學的主要內容，而不是西方哲學要探討的思維與存在關係的主要內容，更不是西方哲學要達到的目的。因此當黑格爾將西方哲學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對中國哲學內容進行理解和評述時，就對中國哲學做出錯誤的論斷，認爲中國的倫理道德歸於宗教，並認爲中國哲學對解決思維與存在問題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論，無法對西方哲學主要思考的思維與存在關係問題進行範疇［規定］的探討。若要求中國哲學在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的關係哲學思考中，產生一個在思維與存在關係思想中的範疇［規定］的哲學王國，這顯然是個“種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國哲學主要思考的對象認爲是關於思維與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這種誤解，在《歷史哲學》中顯露無疑：“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爲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14］黑格爾沒有明白，中國哲學對峙的兩方面應是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的現實，中國哲學的變化發展，一直在圍繞政治制度的主觀規定性與政治現實的客觀現實性之間尋求更好的解決之道。
三、對中國哲學辯證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誤讀
首先，黑格爾無法通過文獻挖掘來思考中國哲學辯證法的發展史，也就無法以他自己的方式獲得對中國哲學辯證法的正確認識。上文已說到黑格爾研究中國哲學的文獻僅限於先秦時期，先秦之後資料缺乏制約黑格爾深入思考和發掘中國哲學的辯證法內容。
其次，黑格爾沒有發現中國哲學應有的辯證法的內在線索，從辯證法角度思考對中國哲學就顯得非常片面。如上所述，黑格爾對中國哲學思考對象錯誤地認爲與西方哲學思考對象一樣的，所以黑格爾只從思維與存在的關係中辯證地考察中國哲學中蘊藏的辯證法，沒有考察中國哲學中對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之間關係的思考，實際上也蘊藏的辯證法，被黑格爾歸納入西方哲學的道德哲學的範疇內。中國哲學的辯證法觀點除了對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關係的思考之外，也融入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之中。以黑格爾探究的周易之陰陽爻駁爲例，黑格爾就沒有看到用作占卜的先天八卦經過變化後形成的後天八卦，成爲中國古代思想中標誌方位變化的內容，而這種方位變化的描述通過固定的語言形成一整套概念體系，在中國古代的堪輿和建築中就體現出這種概念體系的思維方式，這套概念體系在中國發明的許多儀器中也有異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黑格爾認爲中國哲學無法在概念化的思考後作用於科學技術是種誤解，這種誤解源於對中國哲學蘊藏的辯證法的失察。
再次，黑格爾從辯證法角度編纂中國哲學，產生了對中國哲學評論的誤讀。賀麟先生在評論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時特別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中特別闡述了辯證法的發展史。任何一個或一派的哲學家只要其中有絲毫辯證法的因素，都被黑格爾挖掘出來加以着重闡明。”
由此可見辯證法是黑格爾編撰哲學史的內在線索，這一線索也被恩格斯和列寧在評論黑格爾的哲學史論述中強調過。在文獻資料缺乏的前提下黑格爾無法把握中國哲學辯證法發展的脈絡，因此他在以辯證法爲哲學史編撰基礎的研究中，對中國哲學的安排與評論蘊含了諸多不妥之處，對中國哲學的評論有失偏頗。
黑格爾因客觀條件的侷限沒有能對文獻深入挖掘，以概念化的方式思考和認識中國哲學，也沒有發現中國哲學主要思考的對象與西方哲學的大不相同，更沒能深入考察中國哲學中隱藏的辯證法的內在線索，這應該都是他誤讀中國哲學，對中國哲學的評論有失偏頗的原因。這些原因既有客觀因素，也有黑格爾個人的主觀因素，但即便如此，我們不應因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論述有失偏頗而對他的哲學全盤否定，必須看到黑格爾哲學的辯證法思考方式仍然是我們借鑑思考中國哲學的源頭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