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公共管理在促進中國第三個30年發展中的使命，應從公共管理學科的基本性質和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說起。結論是，公共管理在我國未來30年內的使命是創新公共管理理論以促進政治體制的持續適應性和降低經濟的不平等，促進政治與經濟協調發展。
20xx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第三個30年。中國人在思考第三個30年內我們會取得什麼更大的進步，全世界人在思考中國在第三個30年內會帶給世界什麼驚喜。各個學科的學者們也在思考自己學科在第三個30年內會給中國的發展提供什麼樣的幫助，公共管理學科亦是如此。中國公共管理在促進中國第三個30年的發展中的使命是什麼？在20xx年這個第三個30年的開年的年底有答案了嗎？我們在思考着。
答案需要從公共管理學科的基本性質和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說起。
公共管理學科產生於公共管理實踐之中，並在公共管理實踐中發展成長起來，學科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早在17世紀產生於德意志和奧地利的“官房學”（早期的行政學），就是在重商主義經濟思想時期服務於君主專制政體的學問；而在19世紀末產生於美國的現代行政學，則是在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時期服務於民主憲政政體的學問。中國行政管理學科恢復與發展的最近二十年也是如此，它與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公共管理無疑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無疑是一門幫助或促進公共部門解決公共問題的學科。
那麼第三個30年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麼？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公共管理學者們認爲，歷史地看，當代中國乃至今後很長時期的基本矛盾可能會集中在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關聯性方面。這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理解：一方面，中國今後的30年可能進入社會主義發展的瓶頸期，主要表現在政治體制的持續適應性上，因爲這種政治體制還未能顯現出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統一的發展趨勢，反而是二者割裂的趨勢甚爲明顯。另一方面，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正在進入經濟不平等（主要表現爲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現象）時期，中國今後30年會面臨着由此帶來的'巨大社會風險。中國的第三個30年時期十分類似於發達國家的前五十年至一百年的時期，這些國家都已平穩地度過了這個危險期。他們的經驗可以概括爲運用政治上的平等解決經濟上的不平等。若從制度上講，發達國家渡過這個危險期的成功經驗很難被我們所借鑑，因爲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於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若從技術上講，這些國家解決問題的成功手段倒是可以借鑑。但是我們知道，技術是附着於制度上的，制度可以使技術得以有效地運用，可以使其發揮最大作用，但也可以使其低效或無效運行，甚至使之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發展經濟若仍然是中國在第三個30年內的基本國策的話，那麼經濟的持續發展則可能會進一步造成經濟上的更大不平等，從而危害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而這個經濟問題的實質正是政治問題，這就要求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甚至要求其稍稍超前。這一點與前兩個30年是很不相同的。前述兩個方面都可以歸結到政治與經濟的關聯性上。可以預言，第三個30年初期的中國正處在再次變革前夕的陣痛當中。變也痛，不變也痛；但變則通，不變則難通。唯變革才能解決問題。
當代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着中國公共管理在第三個30年內的使命，即創新公共管理理論以促進政治體制的持續適應性和降低經濟的不平等，促進政治與經濟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