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東漢中期的思想發展表現出不同於其他時期的脈絡方向，王符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結合自己所生活的實際政治情勢，從政治、經濟、哲學、文化、生產等各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獨具特色的治道方案。
關鍵詞： 治道； 《潛夫論》； 王符； 架構
一、 東漢中期的思想走向
東漢中期是東漢從興盛走向衰敗的轉折時期，其歷經和、安、順三代帝王，這一時期的思想走向和東漢前期有着明顯的差異，即漢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指向逐漸由思想、學術領域轉爲對現實社會、政治的猛烈批判，由對以天人感應爲核心的神學經學的批判轉爲對社會現實治道的全面檢討。東漢前期歷數光、明、章三帝，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發展，特別是章帝時已入全盛時期，王充是東漢傑出的哲學家、思想家，其《論衡》就寫於章帝年間，他繼承和發展了從東漢初以來，由鄭興、尹敏、揚雄、桓譚所漸興的批判天人感應的神學經學及讖緯迷信的思想傳統，以“超前覺醒”“執著求真”的科學思維之態度，勇猛舉起“疾虛妄”之學術批判大旗，全面系統地檢批了自董仲舒以來的以天人感應爲核心的神學經學，成爲兩漢時代最大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哲學家。東漢前期的時代特點、社會狀況使得王充的批判過多侷限於純學術領域，過多於形而上的反思，對於現實的社會與政治則疏於揭批，卻歌頌有餘，在其《論衡》之《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須頌》諸篇中，盡其美譽之文，他說：“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安寧，物瑞已極，人應斯隆”（《論衡·宣漢》），“今上”即漢章帝。王充認爲當時漢代“在百代之上”（《論衡·恢國》），理由是：“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沃田，以傑暴爲良民，夷坎坷爲平均，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論衡·宣漢》）在他看來，章帝時代即是“方今天下太平”盛事，盛事偉大，理應歌頌，其《論衡》就有除了批判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神學經學的任務外，還有“爲漢平說”（《論衡·須頌》）之責任，並認爲“無《論衡》之論”，就“不知優劣之實”，從而就不能準確給東漢當時之盛事定位。
章帝盛極而衰，及至和帝時已全面瘡疾，王符此時的社會存在決定了其思想走向，他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東漢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歷史、邊防、風情世俗，並對此做哲學的反思與省察，他認爲欲徹底根除東漢社會諸弊政，不僅要做社會改良革故的具體措施，更應從世界的源起，知識的淵藪、人性的本質來做“原元而本本”（《潛夫論·本訓》）的形而上反省，藉此徹底扭轉由以天人感應爲核心的官方正統經學神學的治道指導所帶來的當下“衰世”。王符“精習經術”，但不泯於古今文經學，他的筆芒僅僅抓住現實社會和現實政治，以此爲“衰世”之務，以平民思想家特有的`異端情愫開啓了東漢社會批判思潮的濫殤，使東漢思想界煥然一新，迸發出猛烈的社會批判力量，與其後追其緒者崔寔、仲長統一道，共同對四百年的漢家王朝之治道得失進行了理論清算。從治道來看，作爲同官方正統治道對立面出現的新的治道模式的梳理，王符對封建國家統治秩序的重建及實現社會控制的穩定，提出了各種挽救的方案和主張，且立論多於揭批，見解新穎獨特，析理嚴實理性，語言醇正優美，“明達治體，所敷陳多切中得失，非迂儒矯激務爲高論之比也”[1]，其理論迴應了時代的籲求，映射了東漢時代的社會精神。顯然“潛夫”之論，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未能轉爲政治實踐，王符及其所處的那個知識分子羣體力量的卑弱亦未能和現實正統力量相抗衡，救世圖新，“興大化而升太平”（《潛夫論·本訓》）理想的治道局面終未能實現，但是《潛夫論》的問世是東漢思想史上的一個大事件，它的出現不僅僅標識着漢代思想的轉向，從而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的一個重要過渡環節。
二、王符《潛夫論》治道架構
《潛夫論》十卷，三十六篇，約六萬言，自《隋書經籍志》以降，至《鄭常讀書記補逸》止，除去《直齋書錄解題》將其歸入雜家類外，各部官、私經籍史志均將其列入子部儒家類，雖然汪繼培在其《潛夫論箋》自序中稱：“其學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商刑名，韓子雜說”，故“未爲醇儒”，但其儒家思想的主流傾向亦是爲古今學術界所公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將王充、仲長統與王符的著述比較時就認爲：“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入儒家，斯爲不愧，”稱譽之語溢於言表。清末劉熙載在《藝概》卷一《文概》中也認爲：“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分按之：大抵《論衡》奇創，略近《淮南子》；《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昌言》俊發，略近賈長沙。範史譏三子好申一隅之說，然無害各自成家。”將其與“治《春秋公羊》始推陰陽，爲儒者宗”（《漢書·五行志》）的董仲舒相映排比，崇其地位，可見一斑。
《潛夫論》宗旨在於一個“治”字，並予“治”上求“道”，全書大部分的章節開篇中均訴諸“治”字開題，對“治道”即“治國之道”的探討，是全篇成文的圭臬，王符較爲全面地汲取前人的治世理民的思想，融貫先人百家內聖外王思想之精要，自鑄其治國平天下的爲政之道，在傍依其自成一系的治道圖像中，綻現他憂國憂民的治道情結。
在全書所論治國之道的架構上，《贊學》、《本訓》、《本政》、《務本》、《德化》及《思賢》諸篇，構築了全書的骨架，前三篇主要從治道之形而上依據的角度來立論，後三篇則主要從治道之社會現實基礎的視角來立論，合在一起，此六篇較系統表述了其治國之道的整體架構。
在《潛嘆》、《忠貴》、《慎微》、《班祿》、《明暗》諸篇中，王符進一步論證了“國以民爲基”（《救邊》）的民本思想，以及“君臣法令之功，必效於民”的統治秩序合理性或統治權力正當性的論述，他認爲：“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愛日》），爲使民氓不相陵虐侵漁，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班祿》），此處之“天”，已是隻有形式化的符號意義，其實質內容已被“民”所代替，王符曾謂：“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遏利》），並認爲：“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班祿》）。在《實邊》、《邊議》、《救邊》及《勸將》諸篇中，王符又系統地結合邊防實際指出“聖王之政”應當“普覆兼愛”、“與民共之”（《救邊》）的重要性。在《浮侈》、《務本》、《愛日》諸篇中，王符從經濟的角度，指出“愛民”、“利民”的基礎是“富民”，“富民”爲“太平之基”、“體徵之祥”（《務本》），富民的實現靠“務省役而爲民愛日”（《愛日》），而“愛日”就是愛惜勞動者的勞動時間。《遏利》、《論榮》、《交際》、《德化》等篇，集中反映了王符的德化與交際思想，並將前者做爲其國家規範理則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在《交際》篇，王符將“交際”進一步提升爲一個倫理學範疇，寫出了中國思想史上較早的一篇人際關係專論，並重新劃定了君子與小人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