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去魅、自主性和“新”之崇拜是現代藝術的三個核心概念。這些概念的問題史表明了現代藝術與現代性之間是一種充滿悖論的張力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加劇了藝術史的斷裂與危機感。藝術終結的種種症候，如藝術的非神聖化、商品化和自殺性的抗議姿態等，內在於現代性的危機之中。
【關鍵詞】 藝術終結 現代性 去魅 自主性新
“藝術終結”命題是一個言過其實的修辭。在詞源學意義上，這裏的“藝術”概念既有它的時間性——現代，也有它的空間性——西方。換言之，只有在現代西方的具體語境中，我們才能領會到它所內含的特定意義以及這個命題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在歷史哲學的視野內，“終結”也並不表示“終止”或“死亡”，它只是提醒我們“偉大的藝術故事就要結束了”，儘管這個過程如此漫長。這是自我意識到來的時刻，它橫亙在“已成往事的黃金時代”和“即將到來的未然結局”之間，既有提前到來的清醒，也有不確定的迷惘。換言之，這是一個充滿危機和反思意識的“當下”時刻，只是這個“當下”一再被延遲，伴隨着整個現代性的歷程。
在尼采和波德萊爾開創的現代性視野中，藝術佔據了一個核心的位置，這既是藝術的榮耀，也是藝術的不幸。作爲一種歷史性的時間意識，現代性既是過渡、短暫和偶然，也是永恆和不變。它在性質上是美學的、藝術的，是對另一種現代性（理性的、進步的、資本主義的）的抵制和批判。顯然，這種美學性質是雙重的：它既引發了現代藝術否定的激情，也展示了現代藝術被扭曲的痕跡。正如一位學者所言：“這種悖論宣告了審美現代性的命運，即自身的矛盾命運：它在肯定藝術的同時又對其加以否定，同時宣告了藝術的生命和死亡、崇高和墮落。”①因此，現代藝術的命運內在於現代性的生成和結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藝術終結”的命運乃是現代性危機的縮影。爲論證這個觀點，我們將重點分析現代藝術的三個核心概念：去魅、自主性和“新”。
一、去魅：藝術的非神聖化與世俗的救贖
現代，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它既意味着理性的太陽冉冉升起，也預示了虛無主義時代的來臨。虛無，即最高價值的自行貶值——神性、道德、英雄主義和崇高體驗的貶值。
1865年，法國畫家馬奈仿照提香的《烏比諾的維納斯》，臨摹了一幅《奧林匹亞》。原作和摹本之間的差異是驚人的。在提香那裏，儘管烏比諾的“維納斯” 已經從奧林匹亞聖地上的女神下凡爲人間的女子，但依然有高貴和莊嚴的感覺。有着珠寶光澤的白牀單，使紫紅色的長榻和處在對角線另一端的女僕紫紅衣裙歡唱起來，它創造出一種圍繞着女性身體的光暈。但在馬奈缺乏深度的構圖中，女神成爲一名現代女郎，用她那乾癟的身體和無神的眼睛面對着前來瞻仰的顧客。她的手放在整個構圖中心的生殖器上，十分突出。提香畫中那隻毛髮金白相間的可愛小貓，也被一種黑貓的色塊取代了。
神性、光暈和莊嚴的深度感消失了。難怪繪畫領域的馬奈、庫爾貝和文學領域的福樓拜、波德萊爾一樣，以其放肆的主題、大膽的技法當時引起了大衆的憤怒。因爲幾個世紀以來，藝術一直是神話和英雄的領域。正是藝術點綴了教堂、宮殿和貴族的居所，使整個古典世界具有了神性和莊嚴的感覺。但是，在現代藝術的挑戰下，古典藝術“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日益讓位於世俗的、論爭性的現代風格。在這個新的領域裏，不僅英雄的、貴族趣味的圖景被大衆的、世俗的形象所取代，而且賦予古典藝術以意義的普遍性思想和神性的價值觀也崩潰了。
當然，藝術的非神聖化過程並不是孤立的。伴隨資產階級大革命，整個傳統社會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日益被流動的現代性所取代。生產結構的不斷分化與重組，社會關係的不斷建構與消解，日常生活方式的不斷更新與變化，永遠的不安定和動盪，這就是現代社會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地方，因爲“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性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馬克思）。於是，人與人之間溫情脈脈的面紗和一切職業道德的光環被無情撕碎了。藝術家也難逃厄運。
波德萊爾在散文詩《巴黎的憂鬱》的第46首詩《光環的喪失》中，讓“光環的喪失”成爲一個事件，發生在現代藝術和現代生活的臨界點上。詩人厭煩了“尊嚴”和頭上的“光環”，因爲它僅僅是一個標誌，沒有任何意義。當詩人匆匆穿過馬路，“越過死神從四面八方同時飛來的大混亂時”，在泥濘的蹦跳中，他的“光環”從頭上滑了下來，落到爛泥中。在現代生活的“漩渦”中，詩人“沒有勇氣把它撿起來”，也“沒有必要”那樣做。因爲他已經承認“藝術的崩潰和商品文化的勝利”②。
與此同時，伴隨世界普遍性意義的衰落和技術化世界物質主義的興起，藝術的地位也日益受到人們的輕視或忽略。面對現代攝影術，波德萊爾見證了現代技術對藝術領域的侵犯以及由此導致的想象力萎縮和天才藝術的貧困化：
藝術一天天地減少對自己的尊重，匍匐在外部的真實面前，畫家也變得越來越傾向於畫他之所見，而非他之所夢。③
這裏的“真實”既不是普遍性真理的表現形式，也不是現代英雄主義所要表現的“碎片化的現實”，而是物化的技術真實。在技術化的世界裏，世界不再是想象力和表現力的有意義的源泉，而是技術征服的對象——缺乏神性和意義的物品。在工具理性的視野中，整個世界被表徵爲圖像，展現在現代人的面前。於是，人成爲主體，世界成爲對象，照亮了近乎荒謬的現代歷史的進程。從此，藝術在金錢（money）、博物館（museum）和市場（market）“三M黨”的統治下，日益淪落爲一種博物館式的藝術——只是作爲談論和保存的對象面對我們。這種海德格爾式的思考在尼采那裏得到了積極的呼應：
當批評家支配着劇場和音樂會，記者支配着學校，報刊支配着社會的時候，藝術就淪爲茶餘飯後的談資，而美學批評被當作維繫虛榮、渙散、自私、原本可憐而絕無創造性的社團紐帶了。結果，沒有一個時代，人們對藝術談論得如此之多，而尊重的如此之少。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