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姚賈是中晚唐之交繼韓孟、元白之外的又一重要詩壇勢力的代表。姚賈與韓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姚賈在“窮苦之言”的歌詠內容、以醜爲美的審美心理、苦吟勵煉的創作態度、奇峭瘦硬的風格體貌、標新立異的開拓精神等方面均受韓孟的浸染。姚賈可以說是較爲系統地繼承了韓孟詩的精粹，並使韓孟所開創的事業得以發展和延伸。但姚賈的種種努力和變革又使姚賈詩歌最終形成了獨有的質性，自成一家法度。
姚賈與韓孟諸人之間有着不解之緣，以至於有些學者將姚賈同列爲韓孟詩派之餘緒，或將賈島視爲韓門弟子，或以苦吟詩人、怪奇詩派等論列二人，以上諸說雖多有可商榷之處，但也從一個側面揭示出了姚賈與韓孟諸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實，非獨姚賈，相對於韓孟、元白這樣的大家，中晚唐之交的衆多詩人總是能或多或少地浸染上他們的習性，受其恩澤或束縛，能否善加利用而別開生面那就全靠自己的膽識和機遇了。
一
賈島最初是以詩僧無本的身份拜謁韓愈的，以韓愈、孟郊這樣矯激進取的性格，一見這位詩思卓越的僧人便欲引爲同道。在韓孟二人的鼓動下，賈島還俗，從此走上了一條血淚交織激憤難平的應舉求仕之路。賈島結識韓愈、孟郊是其人生道路的根本轉型，這一事件是賈島的大幸或者叫大不幸。所幸者，一生的艱辛歷程與內心折磨成就了賈島的詩歌；所不幸者，詩人飽嘗世間酸楚，終其一生也未實現理想，身心俱疲，鬱鬱而終，就其人生來講，是徹頭徹尾的悲劇。
賈島雖爲僧多年，但時事的激盪、功業的夢想和對才華的自負終使其疏遠了禪家佛理，儒家的事功思想佔據了他的心靈，雖九死其猶未悔。賈島與韓孟一樣，也成爲了堅韌執著的追求者。“日日攻詩亦自強，年年供奉在名場”（姚合《送賈島與鍾渾》），賈島自元和七年（812）定居長安開始應舉求仕直至開成二年（837）坐飛謗責授長江主簿，蹭蹬科場凡二十五載，從三十四歲的壯年到五十九歲的殘年，可以說一生精力盡於斯。長安求仕時期，賈島過着極其貧困的生活，“拄杖傍田尋野菜，封書乞米趁時炊”（張籍《贈賈島》）、“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覓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猶臥，驢放秋田夜不歸。”（王建《寄賈島》），從這些友人的描繪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飢寒困頓而又吟詩不輟的詩人形象。賈島的詩中也有許多描寫其生活狀況的，如《朝飢》：“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飢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齋中》：“所餐類病馬，動影似移嶽。欲駐迫逃衰，豈殊辭綆縛。”儘管如此，賈島依然對所愛矢志不渝，做着一朝成功的夢想，“夜長憶白日，枕上吟千詩。何當苦寒氣，忽被東風吹。冰開魚龍別，天波殊路岐。”（《枕上吟》）但現實是殘酷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韓愈《送孟東野序》），在刻苦吟詩、頻繁投獻、屢經磨難之後，這種不平必然化爲一種激憤，“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並鳶鳥，俱懷害爾情。”（《病蟬》）賈島作詩痛斥當道者，這種做法的後果是賈島被認爲性狂行薄，故遭受打擊與平曾等十人被逐出關外①。又《本事詩?怨憤》載：
賈島（應爲裴晉公度）於興化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荊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遜。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終。②
後人對賈島最後的遭遇始終不得其解，以爲授長江縣主簿不應爲責授，於是產生了種種的猜測③。其實《唐摭言》記載得很清楚，即“無官受黜”，晚唐溫庭筠亦是如此，其實就是將這些不討人喜歡的傢伙請出京城遣送於蠻荒之地，以求少生事端的一種安排，在用九品微官打發你的同時，也就永遠地取消了通過科舉進入上層的機會。“自嗟憐十上，誰肯待三徵?心被通人見，文叨大匠稱。”（《即事》）屢戰屢敗的賈島依然信心十足鬥志昂揚，這與韓愈的“利慾鬥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送楊少尹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21）、“自進而不知愧”（《後廿九日覆上書》，《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16）的進取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賈島以病鶻自喻：
俊鳥還投高處棲，騰身戛戛下雲梯。有時透霧凌空去，無事隨風入草迷。迅疾月邊捎玉兔，遲迴日裏拂金雞。不緣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爾低。（《病鶻吟》）
抗憤不平之氣浮於紙上，有一種愈挫愈奮的昂揚姿態。“一臥三四旬，數書惟獨君。……身上衣蒙與，甌中物亦分。”在《臥疾走筆酬韓愈書問》中在感謝了韓愈的關心與照顧之後，更是鮮明嘹亮地表明瞭心志，“願爲出海月，不作歸山雲。……欲知強健否，病鶴未離羣。”《早蟬》一詩則表明了雖光陰蹉跎但不怨天尤人的情懷，詩曰：“早蟬孤抱芳槐葉，噪向殘陽意度秋。也任一聲催我老，堪聽兩耳畏吟休。得非下第無高韻，須是青山隱白頭。若問
此心嗟嘆否，天人不可怨而尤。”從賈島身上我們可以依稀看到韓愈的身影，聽到孟郊的口氣。韓退之也有着近十年的應舉候選生涯，“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豈可望，一畝之官豈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韓愈《上宰相書》，《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16）韓愈更大的磨難來自於對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韓愈一生在仕途上四起四落，兩次被貶斥於嶺南，而因諫迎佛骨一事險披殺身之禍。而正是這種以天下爲己任、爲改良社會殫精竭慮的品行及從其內心深處生髮出的動力支撐着他，彈劾奸佞、抵制宦官、諫迎佛骨、抗顏而爲人師。韓愈仕途的順達在於天下不能缺少這種人，無斯人，大廈將傾，而韓愈的屢遭打擊則說明了他的不合時宜，這種人太少，而且公心太甚，必定與那些滿懷私心貪圖享樂的大多數格格不入，與大多數士大夫的獨善、退隱、享樂的所謂高情雅緻也大相徑庭。是以像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之類的政客大行其道之時，對於裴度、韓愈、李德裕這樣富有社會責任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