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生活在用詩的時代，他的“思無邪”是從春秋實用角度對《詩三百》教化價值所作出的評價，是對詩的價值判斷。其“詩言志”之“志”是指用詩人着志，是理性的、功利的，但以恢復周禮爲己任的孔子來說，這個“志”又是限定雜“思無邪”觀念之下的。
論文關鍵詞：“思無邪”；“詩言志”；周禮；孔子；價值取向
多次表述過與《詩》相關的言論，如管子“《詩》者，所以記物也”說，趙孟“《詩》以言志”說，盧蒲癸“賦詩斷章”說，的“詩以道志”說等，但大多數並非有意識的專門論述。孔子是對《詩》進行有意識批評的第一人。明人趙士哲謂：“詩莫盛於《三百篇》，談《詩》者莫精於孔孟。”[1]
由於“疑古思潮”的影響，人們過去對孔子詩說的研究主要侷限於《論語》一書。但隨着近些年來考古發掘中大量文獻的陸續面世，證明了一些傳世文獻的真實可靠並豐富了傳世文獻。“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的面世，爲我們重新認識孔子詩學提供了契機。
一、“思無邪”——孔子說詩的觀念要求
孔子“思無邪”一語是對《詩》的總評論，出自《論語·爲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自孔子提出“思無邪”這一詩學命題後，前人對其本旨作了多方探討，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認爲“思無邪”就是《詩》三百的內容都是“思想純正”的。以東漢包鹹“無邪，歸於正”說爲代表，形成了頗有影響力的“思想純正”說。但考之以《詩》三百的具體詩篇，這一觀點是不符合孔子本意的。
《詩經》作爲一部反映周代五百多年生活的作品，其表現的思想感情是十分豐富駁雜的。正如袁枚先生所說，“三百篇中，貞淫正變，無所不包”（《隨園詩話》卷十四）。其中有《十月之交》、《巷伯》、《節南山》一類言辭激烈、疾惡如仇的篇什，也有《新臺》、《牆有茨》、《相鼠》、《株林》之類的怒罵嘲諷之作，更有大量的發乎情，不止乎禮義的男歡女愛、幽會私奔的愛情吟唱。這些“激楚之言，奔放之詞”（魯迅《漢史綱要》）與禮義教化是相悖的.。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的孔子眼裏應當是“有邪”的。同時，孔子本人也曾明確地提出“鄭聲淫”、“放鄭聲”（《衛靈公》）的口號，怎麼會稱讚《詩》三百“思想純正”呢？
前面說過，孔子生活在用詩的時代，他完全接受了當時流行的功利主義的詩學觀念和斷章取義的用詩方法。他的“思無邪”也必然是從春秋實用角度對《詩》三百道德教化價值所作出的總評價，是對詩的價值判斷而非特徵判斷。“思無邪”的總評價，是孔子對春秋特殊用詩實踐的理論昇華。
孔子認爲，《詩》三百中，儘管有的詩內容是“有邪”的，但“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朱熹《讀呂氏詩記桑中篇》），在經過斷章取義的“興”發處理之後都能在實踐中發揮出純正無邪的實際功效。那麼，“有邪”與“無邪”是以什麼爲標準呢？馮友蘭先生指出：孔丘還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爲政》）
《詩經》包括三百多篇詩。“思無邪”是《詩經·魯頌·駉》篇中一句詩。
孔丘認爲這句話可以包括全部《詩經》的意義。邪和正必定有個標準，這個標準，照孔丘看來，當然就是周禮[2]。
孔子生活在“禮壞樂崩”的時代。孔子針對其身處時代社會秩序面臨崩潰的危機，提倡恢復周禮。“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爲了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孔子首先選擇《詩》爲恢復西周禮樂制度的載體，通過對《詩》的詮釋來引導人們的行爲及情感，使之符合周禮的規定。對於那些不符合周禮的“有邪”之詩，孔子通過斷章取義的方法而使其昇華到禮義的高度，從而使整個《詩》三百都歸於“無邪”，即都有利於對禮義的建構，這就是“思無邪”的本旨。
“思無邪”說體現了孔子本人的學《詩》方法。即以“思無邪”爲一觀念要求，學《詩》中，對具體內容的理解主觀上都迎合這一觀念要求。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解釋向來奠基在先行見到之中，它瞄着某種可解釋狀態，拿在先有中攝取到的東西‘開刀’，被領會的東西保持在先有中，並且‘先見地’被瞄準了，它通過解釋上升爲概念。”“思無邪”是孔子詩學批評無可迴避的“前理解”。對此，馮友蘭先生說：“照孔子的全部思想體系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目之外，還要加上第五目，那就是非禮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