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行政裁量 羈束行爲 法規裁量行爲 自由裁量行爲 司法審查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一、的提出
關於權力操縱系統機制的設計題目，有人提出了法規體系設計、技術支持系統設立和自由裁量權的把握三要素，其中關於自由裁量權的把握，在確認並論證了“客觀情況瞬息萬變，行政治理中的新事物、新題目層出不窮。這使得操縱層的治理程序和方式不可能一成不變”的條件下，誇大指出：“當操縱程序出現例外事項時，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均不可把處理例外事件的自由裁量權授予直接操縱職員，否則會釀成大亂。而應當是嚴格規定，每當操縱職員碰到例外事件時，必須立即將題目上交，主管領導應會同專家做出及時研究，找出個案處理的。”①
很顯然，這種對“自由裁量權”的把握，與國家對行政治理的需求之間存在很大的不協調，甚至可以說是背道而馳的。不過，它實質上反映了現代行政治理中存在的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一方面是客觀情況瞬息萬變，需要不斷地改革和完善行政治理的程序和方式；另一方面是由於各種各樣的主客觀原因，使得人們對具體從事治理的職員抱有戒心或者不信任感。於是，爲了防止權力的濫用，得出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均不可把處理例外事件的自由裁量權授予直接操縱職員，否則會釀成大亂”之結論。毫無疑問，這種“因噎廢食”型的邏輯思維以及將“直接操縱職員”設定爲機器人的構思，與現代國家行政治理的基本顯然是格格不進的，是基於對“自由裁量權”的誤解或偏見而得出的結論，必須予以糾正。
由此，我想到了行政法學界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觀念誤區-“自由裁量權”概念的泛化和司法審查範圍及其界限的模糊化。我以爲，以“行政裁量”取代“行政自由裁量”，釐清“自由裁量”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對於正確把握法院對行政部分的行爲進行司法審查的範圍和強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很顯然，這一題目的探索和研究，對進一步推動行政法學研究向縱深，進而推進中國法制行政邁上更高的臺階，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法院只能就具體行政行爲的正當性進行審查，只有在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時，纔可以對其公道性進行有限度的審查，做出變更的判決。②可是，爲什麼立法者沒有籠統地將對具體行政行爲的公道性審查權，乃至對抽象行政行爲的審查權賦予法院？進而，爲什麼法院做出變更的判決，只限於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情形，而不可以擴展至其他所有領域？近幾年來，呼籲擴大行政訴訟受案範圍，增加法院對行政行爲審查力度的呼聲，無論是學界，還是實務界，都是廣泛存在的。但是，關於這些題目的深進、系統的研究，卻很難找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從比較法的視角來看，《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體現了現代國家行政權和司法權公道配置的要求。此種規定方法，③表明立法者在規定對行政行爲的司法審查時，遵守了司法權有限的基本規律，④賦予了行政權積極、能動地推進各種事業所必須的基本的自由空間。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行政裁量與司法審查的關係題目。由於行政裁量的存在，決定了司法審查範圍的有限性。尤其是由於行政裁量形態的不同，決定了司法審查程度（或謂深度、強度）的多樣性。在廣泛存在行政裁量的現代行政過程中，除了司法審查與其他各種監視機制互爲補充，形成對行政權運作的規範和制約作用之外，行政部分自我拘束（自律）的法理亦是確保依法行政、公道行政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同時，這種行政部分的自我拘束的`法理，在與司法審查的關係上，亦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針對學界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這一概念的現狀，本文試圖對行政裁量的形態和特徵進行必要的梳理，在此基礎上探討司法審查的範圍及其界限，從比較法的角度對行政自我拘束的題目展開一定程度的探討，也誠看學界前輩和同仁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