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期”與“變遷”：對近代中學教育改革的整體認識
作爲從傳統教育模式走出來的中國現代教育家，舒新城身上有一種現代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憂患意識，這激發了他反思這一時期中學教育轉變的歷程。首先，體現在他對戊戌維新後中國近三十年中學教育改革的認識上。戊戌維新後三十年間，中國社會形態從晚清封建帝國轉變成爲中華民國，中國近代教育的改革歷程也隨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種傳統與現代的轉換也鮮明反映在中學教育改革的歷程中。舒氏作爲這一教育改革過程的實踐者，對這一變化歷程的整體認識尤爲深刻。他把這三十年間中學教育改革歷程劃分爲八個時期，“第一期爲中學啓蒙期，第二期爲建立學制統系期，第三期爲清代教育積極進行期，第四期爲文實分科期，第五期爲民國教育革新期，第六期爲添設二部注重職業教育期，第七期爲三三制期，第八期爲四二制期。”[1]他的這種劃分方法，是運用當時流行的進化史觀來認識中國近現代教育史的結果。其次，舒新城對每個時期中學教育改革的主要特點作了概述。啓蒙期（1896-1902年），雖傳統書院仍佔大多數，但這一時期由書院改辦而成的中學也零星出現了，而且，“中學學制上的系統與學校中的地位並經確定了。”[2]這爲以後中學教育的發展奠定了根基。建立學制統系期（1902-1903年），學制抄襲自日本，但系統的學制未曾實行過。清代教育積極發展時期（1903-1908年），主要表現在“癸卯學制”的頒佈和實施上。他說：“此時的中學不獨在理論的學制系統上有確定之位置；因科舉遞減，各府書院改爲中學，在實際上，中學亦定了不拔的基礎。”[3]關於文實分科時期（1908-1911年），他客觀地分析了這一時期中學改革的優缺點，“此期最重要的意義，在使中學教育傾重於適應個性———但實行者甚少。”[4]民國教育革新期（1911-1917年），他認爲最主要的變化爲把中學年限由5年改爲4年，而且訂立了女子中學規章，這樹立了男女教育平等的觀念。注重職業教育時期（1917-1921年），他總結了其中學教育的三個特點，即開始注重職業教育、分科選科、女子中學教育，實用主義色彩濃重。三三制期（1922-1925年）和四二制期（1925-1926年），他認爲這主要是根據中學教育的年限劃分的。這一時期的中學教育開始分爲初中、高中兩個階段。最初，初、高中各三年，即三三制；但後來變更爲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即四二制。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舒新城對中國近現代轉型期的中學教育的整體認識有幾個特點：第一，他對近現代轉型時期的中學教育的認識是以當時流行的進化史觀爲依據的。這一方面當然是受當時西方文化衝擊的結果，另一方面更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積極學習西方的熱情。第二，舒氏發現近代中學教育改革，經歷了由最初的效法日本到德國，再到美國的轉型歷程。在這一轉型背後，蘊涵着中國近現代文化教育發展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即在中國近現代，特別是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文化教育活動都是“對‘救亡’（經世、救國、救民）的關注，‘現實功利’壓倒了對‘知識、學術、真理’本身的關注。”[5]舒氏的這種認識實際上反映了近現代轉型時期的中學教育改革由最初的間接引進西方教育（以日本爲中間媒介）到後來直接引進的轉變，而且，在引進中更加註重實用和現實價值。
二、論中學學制和中學課程的改革
舒新城有着十幾年的中學教育實踐經驗，這爲他充分認識中國近現代中學教育改革提供了感性經驗；作爲一名教育家，他又善於從理論高度去總結中學學制與中學課程改革的經驗。
（一）關於中學學制改革
1921年7月，舒新城被聘爲上海吳淞公學中學部主任。此後，他應邀到京、津、寧三處的一些重點中學，如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南開學校中學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江蘇省立一中等參觀調研考察，在這次實地調查的基礎上，他寫成了《中學學制問題》一文。此文開篇指出了現行中學學制（即1912年頒佈的“壬子癸丑學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即：年限過短、第一年課程與高小第三年課程重複、課程規定機械化等。然而，他認爲，“學校設立於社會之中，一切設施，均與社會需要有極密切關係”[6]，教育應當服務於社會現實的需要，因此，他“主張升學預備與職業教育雙方兼顧。”[7]他還指出，這種教育改革還可以從中學生個性特點和社會現實需要兩方面來看，“兒童至青年期，個性之差別漸顯，個人之需要漸異，有偏長於藝術者，有偏長於數理者，有偏長於其他各種科學者，有宜深造者，有宜淺就者。學生因個人家境之關係，有畢業後須升學者，有畢業後即須謀生者。”[8]針對以上問題，舒新城提出了具體的中學學制改革構想：第一，根據各個學科和教材的程度，劃分爲若干學分，每一學科劃分爲甲、乙、丙等十學程；第二，實行學級編制，即以學生學習程度不同劃分不同等級，以每一科相同學程學生爲一組，學生學級升降標準，以對於某一科某學程之學分能否合格爲主，不牽涉其他各科；第三，學生某種科目，應在某組受課，經教員考查學業成績後加以審定。考察、審定辦法是由教員組成委員會議定；第四，學生所修學科，分爲必修科、選修科與分科。必修科學生均須修學，分科共分文、理、商、師範四系。每個學生修業期限定在五年，但允許修滿四年並修滿學分學生提前畢業。五年不能畢業者，也允許延長修業一年。
（二）關於中學課程改革
關於中學課程改革的建議構想，也是建立在他對京、津、寧三處的一些重點中學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得出的。他利用當時引進的西方統計法和對比方法，綜合考察了各個學校的中學課程的共性，1922年寫出了《中學校課程的研究》這篇長文。他在對比各個學校中學課程的基礎上，指出了當時我國中學校課程中存在的問題：第一，在課程設置上，中學分科必修科佔比重低，普通科必修科佔比重高；共同選修課佔比重低，分科選修課比重高；師範必修科比重高，選修課比重低；第二，各科教授時數以英文爲最多，中文次之。針對以上問題，他提出了中學課程改革的一般原則和特殊原則。一般原則爲四點，即，課程是達教育目的之一種方法；課程是隨着教育變遷而變遷的；課程的內容與適合現代生活之中要具有打破現實生活的精神；課程應具有達到教育目的的簡捷性。[9]特殊原則爲六點，即：中等教育的目的在於兼顧普通文化與職業教育；課程內容也應當兩方兼顧到；中學學生身心發育正盛，思想變遷甚速，課程科目應有選科以應其需要；中學學生活動力強，課程材料宜選擇與日常生活切近者，使與環境多有接觸；中學學生感情特盛，課程的科目宜多，方面宜廣，以豐富其生活而使之社會化；中學教育非以研究純粹科學爲目的，課程材料的排列宜多心理的少論理的；中等教育應注重學生自動，故授課時間每週最多不得過三十小時。[10]在上述中學課程設置的一般原則和特殊原則指導下，他設計了一套中學各級課程表，如初級中學普通課程表、幼稚師範課程表、高級中學師範課程表、文科預備課程表、理科預備課程表、農科預備課程表、商科預備課程表等。總之，從他對中學學制和課程的設置上可以看出一個特點，他主張把升學預備與職業教育雙方都兼顧起來，但其重心還是在職業教育上。他之所以有這種重心偏向，正如有學者所說：“舒新城在中學教育中強調職業訓練，一方面，受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有感於中學生失業問題的嚴重。”[11]
三、論中學德育教育改革
作爲一名教育實踐者，舒新城對中國近現代中學德育教育改革的認識和體悟也是相當深刻的，這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出。首先，從中國近現代中學德育變遷歷程來看，他認爲這一時期德育教育有一個逐步轉型的傾向。在《一個改革中學學生自治的具體方案》一文中，他系統總結了我國近現代中學德育變遷的歷程：晚清時期，中學教育改革辦法都是直接抄襲自日本，而日本在德育教育方面又是模仿德國軍國民教育模式。對中國來說，這種模仿算是二度模仿了。雖這種模式只停留在簡單的模仿階段，但“學生對於教員校長當絕對恭順，對於校章當絕對服從”[12]。中國傳統的師嚴道尊的遺風猶存，學生在德育教育上只得被動接受。隨着中國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從前被動的中學生慢慢在社會中嶄露頭角，特別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後，民主思想慢慢深入人心，中學生除了在校讀書之外，開始逐步參與社會活動，接受社會德育方面的.洗禮。這就帶來一個矛盾：一方面，中學生大力追求自由、民主思想；另一方面，卻又使得學校、老師的權威受到挑戰。舒新城便指出：“中等教育者，平昔對於教育，大多數只負灌輸知識之責，對於學生行爲不負指導責任，關於教育上各方面之理論亦少研究，推行學生自治，大概爲模仿的，而非因時因地的，故一校有誤，他校多蹈其覆轍。”[13]他認爲，在這種矛盾壓力之下，就要求教師們對學生多“注重於人格感化”、“訓育之責”[14]。其次，從中學生的個性特點來看，他認爲對中學生進行德育教育是必要的。他說：“在學識上小學生知識較淺，不足以領導羣衆，大學生學識又太高，亦難爲羣衆所瞭解而使之遵從，只有中學生間於二者之間，上有了解專門學識的基礎，下又足以使羣衆瞭解其言行；民主國社會上的一切活動，都當植立於民衆意志之上，中學生在一切活動中當然爲重鎮。”[15]不僅如此，“中學生因受過相當的教育，對於世界潮流、國家事變有相當的見解，並且系中產階級，有餘暇時間聞政治。以其識力與地位可以左右國家政局，在政治上也可爲重鎮。”[16]正因爲如此，他認爲對中學生進行德育教育是很有必要和緊迫性的。那麼，怎樣做好中學生的德育教育呢？舒新城也做了這方面的嘗試。首先，他提出了中學生德育教育的幾個重要原則：(1)教師與學生共同爲團體之活動分子。(2)團體組織以學生爲本位，教師只利用機會引起其動機，自立於輔導地位。(3)團體活動完全由學生自主，教師只在旁監察。[17]從這三條原則來看，主要是強調中學生在德育教育中處主體性地位，教師只是引導輔助作用。其次，他提出了中學生德育教育的幾個實踐方案。崔運武在《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中將其總結爲四個方案，即：提倡以學校、教師爲引導的學生自治模式；提倡德育教育生活化；倡導以勞動代替體育的道德思想泛化運動；倡行中學男女同校等。[18]綜上所述，作爲中國近現代轉型期的教育理論家和實踐家，舒新城把十幾年的中學從教經驗和對西方教育理論的吸收相結合，考察了中國近現代中學教育改革的歷程，深入探討了中學學制、課程和德育教育的變遷和原因，提出了中學教育改革的構想、原則和具體方案。他的這些思想在中國近現代中學教育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並且，對當今的中學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當然，由於時代的原因，他的一些改革構想、方案在轉型時代的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的，但這不能抹殺他作爲有良知的教育家不斷求索的熱情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