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介紹谷川道雄主要學術觀點的同時，對戰後日本學術界所發生的重大學術討論也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因此，這部著作也是一部日本學者的中國史研究史。由於國家制度的不同，日本學者的歷史研究方法及其學術觀點上與中者存在着很大的不問。但是，正是因爲如此，我覺得更有必要向中國的讀者，特別是史學界的學人們介紹這部著作，以朗加深我們對日本史學界的瞭解，對增進中日學術交流也不無神益。
本書共分五章三十二節，涉及諸多方面的問題，本文僅擇其要點加以介紹。
第一章以“世界史基本規律的時代”爲題目，闡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史學研究者的意識以及他們的主要學術觀點。戰後的日本史學界出現了一個反對軍國主義，反省侵華戰爭，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新動向。二戰以前大多數歐洲學者認爲“在中國歷史上看不到進化演變”的觀念給予日本史學界很大影響。在戰後的日本學術界，這種認爲中四歷史不過是一種王朝更替的歷史歷史並沒有進步，是停滯不前的觀念受到了批判。學者們提出了必須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如何運用新的理論來研究中國歷史的問題。當時的日本，正如谷川道雄所說的那樣：“思想的自由化，特別是盛行”。涌現出了各種學說。各種觀點，進人了日本“百家爭鳴”的時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就是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當時，“世界史的基本規律”風靡日本史學界。所謂世界史的基本規律是指歷史唯物論的發展理論。基於這一思維方式，一部分學者主張應該把日本史。中國史、歐洲史等不同地域的歷史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來理解，來認識，進而去尋找那些帶有相同性質的規律性的東西。
在戰後的日本學者中引起的一場大爭論是關於中國史分期問題。最先提出秦漢社會是佔代奴隸制社會的學者是畢業東京大學的前田直典。將其系統化的西嶼定生。西鵬定生認爲秦漢時代是家長式家內奴隸制，這是中國特有的奴隸制形態。西嶼定生的這一觀點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持反對意見的代表人物是增淵龍夫，濱口重國等人。他們認爲秦漢社會的大量佃戶不是奴隸而是自耕農。社會的階段關係主要表現在皇帝和自耕農的關係上。經過熱烈認真的討論，西嶹定生接受了這一觀點，改正了他的秦漢奴隸制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構造》一書。
在圍繞中國古代國家體制的討論中，谷川道雄認爲“單純研究律令制的方法，是一種沒有血肉，僅僅做爲一種理解支配民衆政策的研究而已。”在穀人看來，更應該研究的是凝固到這些制度中的時代精神和人的意志。谷川對於當時流行的“國家就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的觀點持不同意見。他認爲“一個王朝對於民衆的人身支配是以村落共同體爲基礎而實現的。這種支配關係一旦發生破綻，勢必引起社會的動亂。因此如果能在承擔賦稅方面讓村落共同體成員平均負擔的話，共同體的維持以及社會的安定都可以得到保證。”因此，他認爲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之間，壓迫不是惟一的存在方式。
谷川道雄認爲：中國中世紀社會的核心問題是生活在鄉里社會的豪族共同體。他們是六朝時代的國家基礎。所謂豪族是指那些居住鄉里的名族。他們大都具有良好的修養，知書達禮，有很好的情操，深受鄰里百姓的愛戴，對鄉里社會具有很大的影響。簡言之，這些人具有很大的感召力。這種感召力來源於地方豪族具有高尚精神，正因爲如此，使他們在鄉里社會享有很高的威望。
對谷川道雄的學問影響最大的是內藤湖南，上述把六朝看做中世的觀點即來自於內藤湖南。該書的第二章以“內藤史學的意義”爲標題，專門對日本的東洋史創始人之一內藤湖南進行了介紹。
概括的說，內藤的最大貢獻就是第一個將中國歷史按照其內在的發展規律、時代特徵分爲古代、中世、近世幾個歷史階段。簡單的說上古至秦漢爲古代，魏晉隋唐爲中世，宋以後爲近世。這一貢獻確立了內藤湖南在日本史學界的地位。內藤湖南還認爲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發展實際上是以中國爲中心的整個東亞社會的發展。中國史不是孤立的漢的的歷史，而是和周邊諸民族的發展不可分割的歷史。中國歷史的發展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過程。先是中國的文化從內部開始向周邊國家和民族發生影響。之後，這些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周邊民族又開始轉向中國內部發生影響。中國的文化正是在這種作用與反作用的發展過程中，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內藤湖南還認爲從唐代中期開始中國的歷史開始由貴族轉向君主獨裁政治時期，即內藤提出的“唐宋變革期”。他認爲在貴族政治時代，君主沒有超越貴族階級的力量，天下是君主和貴族階級所公有的。其後，轉向君主獨裁政治的主要原因在於，貴族階級單獨掌握政治以後，人民（指貴族階級以外的階層）得不到任何權力。因此君主獨裁政治登上歷史舞臺，貴族階級走向設落。而民衆勢力（非貴族階層）開始擡頭，他們擁護君主獨裁政治。
內藤湖南的學術思想及其史學方法，通過他在京都大學的講授和本人的著書立說，逐漸形成了所謂的“京都學派”，這些學者至今仍然活躍在主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
內藤湖南的弟子們繼承了他的觀點並進一步使其發展完善起來。其中應該提到的是岡崎文夫和宇都宮清吉。他們二人都畢業於京都大學。岡崎文夫專攻隋唐以前的社會史。在東北大學擔任教授。曾著書有《魏晉南北朝通史》，《南北朝社會經濟制度》等。岡崎主要從漢代社會的內部開始考察地方名望族的成長，進而探求貴族制的起源。
例如，內藤認爲作爲東漢末年出現的反對宦官的清流運動主體的士大夫，是一個新興的士大夫集團。岡崎則進一步認爲這些以思想爲核心的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即是漢代的官僚，同時也是地方的名望家族。在東漢社會解體的過程中，他們逐漸演變爲六朝的貴族。但是他們和上古時代的氏族貴族不一樣。氏族貴族時代，只要是氏族集團的一員即是當然的貴族，而六朝貴族依據的是門第。所謂門第是指那些具有“累世公卿”家庭前景，爲社會所承認的地位。即上古時代的氏族貴族地位是先天即血緣帶來的，六朝貴族的地位是依據後天的功績確立的。
宇都宮清吉與岡崎文夫的研究風格不同。岡崎致力於對中國中世史的某些問題的研究；宇都宮則是從歷史的廣度上、對秦漢、魏晉、隋唐各個時代進行了具體的比較研究。而且對於內藤的學說觀念也不是單純的全面繼承，而是一種批評的繼承。比如他認爲內藤提出的中國史的分期法還屬一個有待補充完善的課題。他認爲對於中國文化與周邊民族文化的相互消長的影響關係，應該首先從內部去把握這種消長變化所具有的時代特徵，把握這些外部文化的是如何過來深化、發展中國文化的。
宇都宮的研究主要立足於從精神史的角度來揭示歷史的發展規律。他認爲時代和人一樣具有人格，他稱之爲“時代格”。一個時代就象人一樣：既有從父親那裏繼承來的遺傳，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