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把《天下篇》這段話稍加註解，不過，要真正搞懂，一定要自己去讀。中國古人的著作，單靠講解是不行的，一定要靠自己去讀、去悟、去體會。
中問與西方學問在方法上有一個根本的不同，西方學問講究思想（thinking），講究儘量多的知識，所以西方人的學術著作喜歡旁引博證。中國學問（尤其是儒、道及佛教的禪宗）講究感覺（feeling），所以中國人的學術著作不崇尚龐大的體系。傳統的中國學人願意讀舊書，從舊書中得到新的感受。這正如蘇東坡所說：“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這個不同的結果是：西方學問由知識積累，中國學問必須人生閱歷的積累。所以朱熹教人，主張先讀《論語》和《孟子》。他說：“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語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單單一個《論語》和《孟子》就要三二年工夫方可小成，可見中國學問需要感受，需要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方：道也。以其有：以爲自己擁有。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道術：普遍之道。術是指道的運用。上古之人所體現出來的道在什麼地方呢？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神：妙物之名；明，智周爲義。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宗即本，依，本即自然。精，指道，道家的道，《》所謂“其中有精”的“精”。真，指道之本質，《老子》所謂“其精甚真”。
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兆，預示、預知。
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薰然：像溫和的南風，可以吹化萬物。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守法爲本分。表，標誌。參，比較。稽，考查。決，決斷。一二三四，指法、名、參、稽。齒，指序列。
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事，耕織之事。常，不變之理。蕃息，繁衍生息。畜藏，積蓄、儲藏。
古之人其備乎！
備：完備。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配：合。神明：上文之“神由何降？明由何出”之神明。醇：通準，以天地爲準則。本數：即根本，指仁義。末度：即法度。法乃不得已而爲之，因而爲末。六通：指六合，上下四方。四，春夏秋冬。闢：通暢。小大精粗：即事無具細。運：遙與上文之道術相對。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鄒魯之士、縉紳先生：指儒者。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六經所載之數度散於天下，而成爲中國道術之根本，諸子百家皆稱而道之。就是說，六經並非只是經典，它們乃是諸子百家共同的經典。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
不一：雖以六經爲共同經典，但解釋、運用毫無統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一孔之見。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
該：通賅，完備。遍：普遍。一曲之士：看問題片面的人。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
判：分割；析：離析；察：放散。
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反：歸反，反觀。如張橫渠論人性：“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誠明篇》）“善反之”，即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以上是對《天下篇》這段話的簡單注讀，下面再從總體上看一看。
這段話，講到了中國學術的根源問題，也講了“道術將爲天下裂”。這是上的一個大道理。
首先，他強調道爲一，說“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這句話還原到上一句問話，即“神”與“明”“皆原於一”。這個“一”是什麼？就是“天”、“德”、“道”、“宗”、“精”、“真”這六個字。
這些道理都在六經中表現出來了，因爲六經都是古人留下來的。
本來，對六經，“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但後來，“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於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自滿足於自己所悟到的那點東西，結果，離開道反而越來越遠，即“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我說了，這是一個大道理，明白這個大道理，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包括儒學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根本就是，爲什麼會有不同的？有希臘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
馮友蘭先生有馮友蘭先生的解釋，梁漱溟先生有梁漱溟先生的解釋。
馮友蘭先生從上講，說中國人的生活環境，與希臘人的生活環境不一樣。他引用《論語·雍也》中的話，“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這句話中的“知”，通“智”，智慧的“智”。
馮先生用這句話來說明中西文化的差異。他認爲山就是內陸，以農爲本，水就是海洋，以商爲務。農所引發的思維模式是直覺，因爲農耕靠的是對四時更替的把握；商所引發的思維模式是推理，因爲經商需要對數字進行抽象地演繹。馮先生由此指出，與古希臘哲學的不同取向是，古希臘哲學在於求知，中國哲學在於體悟人生。[①]
梁漱溟先生從人生的`不同取向來解釋。他指出，人生有三種路向：
一種是“本來的路向”。取這種路向的人生，“遇到問題都是對於前面去下手，這種下手的結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
二種路向是，“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在這種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滿足。……他並不想奮鬥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隨遇而安。他所持應付問題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調和罷了。”
三種路向是，“遇到問題他就想根本取消這種問題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