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實踐在本質上是科學研究，是一門硬科學，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考古學面臨問題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查看。
引 言
考古學是根據保存在考古記錄中的物質遺存來重建和了解過去人類行爲的學科。考古記錄包括兩個方面：我們肉眼所見的所有人工製品，也即所謂的顯性材料;還有在這些物質材料中隱藏的所有信息，也即所謂的隱性材料。因此，考古記錄作爲一個整體，其研究應當包括顯性材料與隱性信息的整合。因此，這需要對橫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研究進行整合，前兩門學科注重顯性材料，而後一學科更注重隱含的信息。這裏便出現了一個問題：考古記錄的不同部分是由不同學科背景、採用不同方法的考古學家進行研究的。這不是一個是否運用科學手段的問題，而是1許多考古學家把考古學看作是一門科學領域。仁者見仁，正像科學家們各執己見一樣，“科學”一詞在不同考古學家心中概念各不相同。我個人認同範曼所普及的觀點，本文中“科學”的合適定義是：評估某項觀察不確定性的範圍。根據現有證據對不確定性進行了仔細的評估，這就是科學。如果某信息的可靠性根據獨立的信息來源及其可靠性進行了評估，那麼閱讀文本就是科學的。如果各種觀察能以這樣一種方式被記錄下來，使得遺址構造能夠重建，而要做到這點，地層學的各種證據必須很好保留，這樣的田野考古纔算是科學的。
科學當然不會將自己囿於枯燥的事實，而“穩重的科學界”也從不妄言“真理”一詞，它指確鑿無疑，這是不存在的。
幾乎每篇科學論文都有一段結論，其中新材料與不確定性程度的評估放在一起陳述，如果其中含有數字，也會指出其測量誤差。在研究結果部分之後會有一段“討論”章節，解釋數據的含義，並提出更廣泛的推斷或思考。同樣的格式也適合考古學研究，並經常採用。我覺得，考古學研究與自然科學其他領域的研究之間最主要的差別，是與討論(或漠視)不確定性的方式相關，考古學界期望研究者做出推斷的程度遠甚於大多數自然科學。這種差異更多見於傳統領域，這很可能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所有考古學家都是在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領域受訓的。
考古學實踐在本質上是科學研究。考古研究是進行細緻的觀察，並以不同方式加以證實，然後用其他業已確認、並與新的觀察相一致的觀察進行解釋。這纔是好的考古研究。
考古學是一門硬科學。在《知識大融通》(Consilience)一書中，愛德華·威爾遜寫道：“每個人都知道社會科學極難。它們本身就要比物理與化學難上許多，因此，它們雖非物理化學，也應當叫作硬科學。它們看似容易只不過是因爲我們可以跟其他人交談，而無法與光子、膠子以及硫基溝通。”考古學甚至比社會科學還要難，因爲我們只能通過那些出土物質遺存來與過去人類“交談”.認識到考古學在所有歷史科學中很可能是最難研究的領域，對於如何用最佳方式來解決那些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是基本的第一步。而且，這種認識對於在某時間段內能解決哪些問題，以及評價那些成功地將可靠觀察添加到公衆知識庫中的考古研究時會帶來較低的期望值。因爲無端的推測爲人所不屑，所以這種較低的期望值會使考古學更加枯燥乏味，但另一方面，它會激勵最出色的考古學研究。
歷史回顧
在《考古學思想史》一書中，布魯斯·特里格將丹麥學者克里斯蒂安·湯姆森(1788~1865)的研究成果看作科學考古學的肇始(第三章)。湯姆森知道，總的來說，石器的.製作早於青銅器，而青銅器的製作又早於鐵器。他通過發現一種系統方法來分辨青銅時代製作的石器以及鐵器時代製作的青銅器以解決這個問題。要做到這點，他不僅留意這些人工製品的原料，而且注意它們的形狀和紋飾(排列法)，並特別注意共生背景中出土的器物組合。以這樣的方式，他能夠將器物按時代順序排列。該方法當然具有可預見性，並可以由其他研究者用相同的標準對不同材料進行操作---它具有科學方法的所有特點。
另一位對於科學考古學的肇始作出傑出貢獻的丹麥人是詹斯·沃爾塞。步湯姆森的後塵(他們兩人都在今天位於哥本哈根的丹麥國立博物館工作)，通過將諸多考古遺址的地層與不同層位中出土的器物相對應來檢驗三期論這個方法。特里格也提到了斯堪的納維亞人斯文·尼爾森(1787~1883)的傑出貢獻，尼爾森師從法國着名古生物學家居維葉，他倡導利用民族誌標本來了解考古發掘出土人工製品的功用。
特里格認爲，斯堪的納維亞科學考古學的發展並非基於早年由古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爲將化石標本按相對年代排列而開發的模式，而是受到了啓蒙運動社會進化理論的啓發。丹麥實際上是接受源於法國的這些思想的最早國家之一。雖然斯堪的納維亞的考古學方法傳到了歐洲的其他小國(特別是蘇格蘭與瑞士)，但是並未對英國和法國的考古研究產生直接的影響，這兩個國家主要還是採用古生物學方法來研究人類化石以及共生的人工製品。這種研究當然也是基於科學的方法。因此，現幫考古學的基礎從一開始就牢固地建立在科學方法之上，儘管斯堪的納維亞的方法源自歷史學領域，而法國及英國的方法源自古生物學領域，採用民族誌方法稍後與人類學領域相伴。其關注焦點過去是、現在仍是根據保存的物質遺存來了解過去的文化。
二十世紀初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一些化學及顯微技術被用來解決考古學問題。最早的一項化學技術就是根據骨骼中的含氟量來進行相對斷代。二十世紀上半葉，這些研究對於考古領域從事的研究幾乎沒有產生本質性的影響。
一個顯着例外是奧克萊與人類學學家 J.S. 韋納共同進行的研究，採用骨骼化石的化學分析，揭露了皮爾當人僞造的騙局。然而，根本的變革是威拉德·利比開發的放射性碳斷代技術。該技術不僅能夠對屆時作爲大部分考古研究基礎的相對年表進行獨立的核對，而且也首次提供了絕對年代的數據。雖然它在採用方式上常常會做科學的權衡(與預期的不合的年代數據被放在抽屜裏不予發表)，但是放射性碳測年技術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自放射性碳斷代方法出現以來，各種其他分析手段也被用來解決考古學問題。其結果是，今天某項發掘的解釋不僅立足於肉眼所見，而且也要採用那些通過顯微技術和其他分析手段提煉的所有信息。這些信息的總和使得我們能夠更好地利用由顯性材料與隱性材料構成的考古記錄。
考古科技
如果自十九世紀初以來的考古學本質上是科學的話，那麼將“考古科技”指稱爲一個下屬的領域就顯得毫無意義。事實上這並非如此。所以，即便概念上不存在這樣的一個下屬領域，當考古學家在談到考古科技(archaeologicalscience)或科技考古(archaeometry)時其潛意識仍有所指。這點可從以這兩個名稱命名的兩本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得到證實。就像所有科學研究一樣，這些文章大多分析考古遺址出土的材料，自然帶有它們的考古學背景，其結果對較完整的圖像具有啓示。
即使在考古學整個領域是立足於科學方法的前提下將“考古科技”視爲其下屬領域並不符合邏輯，但是實際上大多數考古學家是在人文學科領域受訓的，結果在應用科學方法時相較於所謂的考古科學家(archaeological scientists)，存在態度上不夠嚴謹的傾向。這種情況因某些考古學家傾向於強調考古學某些更有意義和更重要的方面，而非像霍德貼切指出的那樣對過去做“真實”的表述而變得更爲嚴重。
整合的考古學
面對考古學問題根據任何標準都極其難以解決的事實，顯然，我們應當儘可能開拓每一種可能的手段來解決這些難題。這當然不僅包括對顯性材料的細緻觀察及論證，而且也應當包括從隱性材料中提取所有信息。儘管這種方法實際上是學科交叉的，但卻爲缺乏整合的現實而受損，即並未將從各種材料中獲得的所有信息整合到一起。考古學的這種整合方法同樣根植于丹麥，並與沃爾塞的工作相伴，他利用手頭各種不同材料對他所研究的考古遺存做出解釋。
他的研究主要利用的是顯性材料。
整合顯性與隱性記錄的內在問題是顧此失彼，即研究顯性材料的考古學家並不參與隱形材料的研究，反之亦然。
兩個圈子內的考古學家一般並不在學術會議上碰頭，隱形材料的研究者只是到野外待上幾天以獲取樣本。相互交流存在巨大的鴻溝，特別是當那些考古科學家運用的分析技術越來越多樣複雜，使得人文學科背景出身的考古學家更加難以審慎評估所提供的材料質量以及相關結論不確定性的程度。考古科學家通常不會在發掘中花足夠時間去詳察那些與定義背景及地層學不確定性相關的細節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材料闡釋的基礎，不管它們來自顯性記錄還是隱形記錄。
理想的解決辦法
對該問題的理想解決辦法是對所有考古學家進行基礎培訓，以涵蓋自然科學與考古學，使得由此培養的學者對兩門學科在學術上都能駕輕就熟。與今天許多考古學家那樣，這些考古學家既通自己的專長，如石器、陶器、骨骼及微形態學等等。而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能充分利用他們自然科學與考古學的知識，毫無障礙地從顯性材料到隱性材料來往返探究各種問題。比如，一位陶器專家不僅能夠論證器物的類型學和紋飾等等，同時也能夠用掃描電鏡和 X 光衍射法觀察器物的微結構，分辨高溫下可能產生的礦物，以便更好地瞭解生產條件。考古動物學家不僅能對骨骼進行分類，重建所代表的最小個體數等等，而且也能夠利用鍶同位素分析骨骼，重建動物的遷徙路徑，或分析倖存膠原蛋白的穩定性同位素，以重建古代的食譜。
實際上這是理想的解決辦法。比較現實的解決辦法也許是，這種整合的訓練能夠使所有考古學家在相同層面進行交流，無論分析數據來自顯性材料還是隱性材料。這使得有些人能夠在兩個領域內進行研究。或至少能讓所有考古學家擁有一些基本的常識。比如，一件石器可以用來研究其出處，以確定它來自地表還是地層之中，而且也可以瞭解其使用方式，更重要的是，瞭解那些評估所獲材料不確定性所需的必要條件。這包括對保存條件、考古背景以及當地地質狀況等等的瞭解。換言之，所有參與其中的考古學家都應當能夠提出正確的問題，並能理解和審慎評估獲得的答案。
遺址現場的實驗室
就我個人經驗來說，彌合溝通的鴻溝，獲取更多相關信息的有效途徑就是開設一個遺址現場的田野實驗室，它能夠在第一時間對微觀材料進行觀察。通過這種方式，出土和基於目測的分類材料也能及時進行初步的分析。這樣結合顯性與隱性信息能夠更好地瞭解揭露了哪些東西，以及如何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但可能同樣重要的是，這種田野運作模式的結果，能夠使所有考古學家在相當長時間內緊密合作，於是使所有人都熟悉地層學和相關背景問題，以及分析的意義和可能的內涵。要使它切實有效，知識是必須的，因此，它顯然是對整合教學課程的一種輔助。
小 結
無論按什麼標準，考古學面對的是一些最困難的問題。
以合理範圍的不確定性來提供答案需要探索和整合可能來自顯性材料以及隱性材料的所有信息。爲了要做到這點，考古學家需要同時熟悉自然科學及考古學，然後以一種整合方式運用這些知識來解決那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譯註：史蒂夫·韋納是以色列雷霍瓦特(Rehovat)維茨曼科學研究所環境科學系的地質化學家。 曾對以色列哈約尼姆洞穴中尼安德特人無可爭辯的火塘遺蹟進行過詳盡的地化分析， 並以此爲參照與周口店猿人洞的用火遺蹟進行比較分析。1997 年，基梅爾考古科技中心在以色列維茨曼科學研究所成立，其目的在於進一步整合自然科學與考古學。
其重點放在了培養博士後研究生， 以期能同時貫通考古學與某一自然科學領域， 並儘可能從田野發掘的工作中取得豐富的經驗。 目前該課程已延伸到了涵蓋本科生(巴爾·伊蘭大學)以及每年的國際田野學校，那裏開設了一個遺址現場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