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的傳人”探源》一文，是作者通過研究長江古文化，探索中華民族起源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中華民族的子孫，都自認是“龍的傳人”，依據是什麼？至今學術界說法不一。本文對中華民族起源於東部古長江流域進行了大膽的探索，打破了一些陳舊的說法，另闢蹊徑，獨樹一幟。主要內容有：（1）一個尚待揭開的“千古之謎”；（2）從江漢平原到黃土高原的大遷徙；（3）民族大聯合與“北雁南飛”。此文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動態》首先發表，並被選入《中國專家論文集》。研究長江古文化，探索中華民族的起源，對研究世界人類學具有重大的意義。
華夏民族的先民，一般是崇拜龍的圖騰。他們將龍的形象畫在氏族的旗幟上，作爲氏族的族徵，成爲原始社會最早的一種宗族習俗信仰，從而形成一種穩定氏族人羣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華夏民族的後裔，都自認爲是“龍的傳人”。但是，“龍的傳人”起源在哪裏？至今仍是個“千古之謎”。本文試圖就這個問題談一點粗淺的認識，以便就教於有關專家和學者。
一、一個尚待揭開的“千古之謎”。
“龍的傳人”起源在哪裏？大致有三種說法：一是黃河流域的黃土高原；二是長江流域的雲貴高原；三是雙源說，即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同時都是“龍的傳人”發源地。筆者認爲：“龍的傳人”可能起源於長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區。
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說：“龍的基調是蛇。”他進一步指出：龍的形象構成，最初可能是有個以蛇爲圖騰的氏族大部落，逐步兼併了許多以其它動物爲圖騰的小部落，融化了其它圖騰的某些因素之後，於是便添上了獸類的腳，魚的鱗和須、馬的頭和鬃、鹿的角、狗的爪、鳥的翼，化合成爲龍。據筆者收集到的資料表明，“龍的傳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還經歷了一場人類大遷徙的過程。原來生活在江漢平原的古人類，由於長江三峽被打開，洪水氾濫，致使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被迫向高地山區轉移。在遷徙的過程中，他們先是與蛇類爲伍，後來又與山裏的野獸打交道。從此他們的心目中，除了蛇的形象以外，又增加一些獸類形象的特徵，把這些特徵加在蛇的身上，終於化合成了龍的形象。雖然客觀世界沒有龍的實體，但作爲原始人的主觀意識確信無疑。從蛇的形象變異和深化，說明華夏民族崇拜龍的圖騰，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人們對單純蛇的形象不斷美化和完善，說明了龍的圖騰是集體創作共同智慧的結晶。
早在二億年前的三迭紀末，地球上的古中華大地的地形是東高西低，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東水西流的法則，奔向西部地區一片水域非常遼闊的大海，這個大海屬於古地中海的範圍，從現今的三峽地區一直延伸到西藏、青海、雲南、貴州、四川等廣大地區，湖北秭歸是當時的一個濱海湖區。那時的地球處於青春發育期，它不甘心洪荒的寂寞，於是爆發了一次強烈的造山運動，即地質學家稱爲的“印支運動“。海底的岩石托起蒼茫的海水向上拱出海面，迫使古地中海向西後退，作爲中華民族的棲息地，就以此不同凡響的恢宏氣勢誕生了。
三峽地區的隆起，大約是在7000萬年前的燕山運動中，沿着當年海底岩石褶皺，形成的巫山十二峯，山頂上至今還遺留有海底古生物的化石，它向人們描寫了一幅幅三峽地區橫空出世的壯舉。此後，古老的秭歸湖消失了，古中華大地的地貌隨即改觀，三峽以西的巴蜀湖、西昌湖、滇池等幾大水域，被一個水系串連起來，從東往西形成西部古長江的皺形；三峽以東的當陽湖、鄂相湖、鄱陽湖及其衆多湖泊串連起來，形成了從西往東的古長江雛形。
大約在三、四千萬年前，地球上又經歷了一次喜瑪拉雅造山運動，西部的古長江藉着這個良機迅速向上升起，從此出現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及三峽峽谷，使古中華大地呈現出西高東低，衆水東流的格局。正如神話傳說中的共工氏怒觸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西部的古長江調頭東進，經過長年累月的大水沖刷，終於衝破了700裏三峽的阻攔，東西貫通一氣，形成了一條嶄新的萬里長江。地球的不斷運動和變化，不僅塑造了一個美麗壯闊的長江流域自然風貌，而且造就了一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的中華民族，他們就是“龍的傳人”的祖先。
長江流域的地質地貌變更的年代，正是古生物從水中向陸地進化的大好時期，也是古人類誕生的嬰兒時期。女媧造人的故事，是長江流域最早的神話傳說。屈原在《天問》中提出：“女媧有體，孰制匠之？”意思是：人類的身體是女媧創造的，那麼女媧自己的身體又是誰創造的呢？傳說女媧是人首蛇身，與她結爲夫妻的“蜜棲”或稱“伏羲”也是人首蛇身。這些遠古神話，說明古人類與蛇類結有不解之緣。
據考古發現證明，在長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區，早已有遠古人類的足跡。衆多的古人類化石中，有距今約5萬年以前的“漢陽人”、50萬年以前的“長陽人”、201——204萬年的“巫山人”，比早期發現距今170萬年的“元謀人”還早40萬年。世界公認的拉瑪古猿距今約1400萬年，已能直立行走，會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塊獵取食物。這種古猿不僅在長江流域上游有所發現，而且在位於長江流域下游的江蘇省溧陽縣黃地區發現了距今約4500萬年的古猿化石，這是近幾年內的考古新發現。據專家考證，這種猿人身高只有10多公分，說明人類進化還處於嬰兒時期，是迄今爲止發現最古老的人類化石的深入研究，筆者相信“龍的傳人”發源地這個“千古之謎”一定會揭曉。
二、從江漢平原到黃土高原的大遷徙
長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區，古代有個廣袤無垠的兩湖平原，面積約5萬平方公里，海拔50米左右，原系古云夢澤，由長江及其支流沖積而成，故亦稱“雲夢平原”。
千里沃野的江漢平原，是古云夢澤的一個組成部分，這裏的水網縱橫，湖泊密佈，氣候溫暖、雨量充沛、林木茂盛，雜草叢生，適宜各種古生物繁衍和棲息。這兒是遠古人類得天獨厚的搖藍，同時還有一個龐大的蛇類王國。古人類在此與蛇類爲伍，和平相處。在這種自然生態環境裏，古人類既有自己的朋友，也有天敵。主要是屬於兩棲動物的鱷魚，經常出沒在水中和陸地上襲擊古人類，威脅到古人類的安全和生存。
筆者的幼年時期，經常聽到老一輩人講述《尺人兔馬》的故事。這個故事敘述的是在遠古時期，有一大羣古人類生活在江漢平原，他們的身高才只一尺（約30公分）左右，始祖馬只有兔子那麼大。此時的古人類比尚處嬰兒時期的“中華曙猿”已有進化，身高長了一倍多，但尚處在人類童年時期。傳說，這羣古人類與普通猿猴不同，能直立行走，會使用天然的樹棍和石塊，以吃樹上的野果爲主，還在樹上結巢居住，有時也成羣結隊地走下樹來，到湖水中去打魚摸蝦。當遇到鱷魚侵襲時，古人類尚無自衛能力，湊巧遇到這種情況，隱藏在湖邊水草中的大蟒蛇主動衝出來趕跑鱷魚，營救古人類，於是在古人類的心目中對大蟒蛇十分崇拜，視它爲保護神。此時的古人類還不會製造工具，也沒有自己的語言，他們的思維方式只能是直觀的，遺傳到後代，成爲一種古老的習俗，到了原始氏族社會，就成了氏族崇拜的圖騰。至今在鄂西山區，還有家族信奉“鷹公公，蛇婆婆”。
隨着古長江的地理地貌的變化，古地中海西退直至消失，西部的青藏高原和雲貴高原崛起，衆水東流切開了三峽峽谷，洪水涌向東南的水鄉澤國，滔天的洪水淹沒了兩湖平原，致使生活在江漢平原一帶的古人類，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紛紛轉移到高地山區，從此“龍的傳人”發展史上出現了一場大遷徙。
古人類從平原向高原轉移的第一站，首先是鄰近江漢平原的大巴山脈的'神農架林區。
大巴山位於川、鄂、陝三省邊境，長250公里，寬40——70公里，海拔2000——2500公尺，大致呈西北——東南走向，正好橫亙在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之間，山體龐大，山勢巍峨，地面崎嶇，交通不便，自古就以“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而著稱。
從江漢平原轉移出來的古人類，在大巴山脈的神農架林區裏生活了一段時期。這裏仍處在長江流域的中、上游結合部，地勢較高，不耽心洪水威脅，但山高林密，氣候寒冷，空氣稀薄。隨着自然生態環境的改變，古人類的生活習慣也隨之而變更。原來平原地區氣候溫暖，空氣充足，到了山區氣候嚴寒，空氣稀薄，迫使他們的體型向高處生長，以便吸收更多的空氣這是後來的北方人比南方人的體形較高大的原因之一，原來在平原與蛇類爲伍，到了深山老林要與山裏的各類野獸爲打交道，客觀環境的變化，也改變了古人類的主觀認識，他們由單純崇拜蛇的形象，改爲多種動物形象的崇拜，其中有虎、牛、馬、鹿、豬、鳥等，於是他們把這些動物的特徵加在蛇的身上，化合成了龍的形象，這是一種主觀意識的再創造，是古人類智慧的結晶。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在古人類大遷徒的過程中，曾經了出現過一大羣古人類由組合到分散，又由分散到重新組合的過程，在分散時期各個小部落崇拜的物象各不一致，重新組合時又以蛇的形象爲主，綜合其它物象的特徵，形成了一個新的圖象，作爲共同信仰的物象，這就是原始氏族社會崇拜龍的圖騰。
從江漢平原轉移出來的古人類，爲了戰勝自然環境的惡劣條件，從單純以狩獵爲生，到初步學會農業生產。但大巴山裏的土地瘠薄，不利於發展農業生產，爲此他們又要進行一次大遷徙，這次的目的地是要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的高原平坦地帶。本來他們可沿着長江向上遊轉移，但西部地區的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態環境更加惡劣，更不利於發展農業生產，只得沿大巴山脈向黃土高原進行遷徙。傳說中的神農氏，在大巴山裏生活期間，已開始進行農業生產，並出現了商品經濟的萌芽。《周易·繫辭下》記載：“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來爲了發展農業生產，他們也遷徙到黃河流域去了。重慶市有所大學師到川東作社會調查，發現在深山老林裏還有的老百姓家中，供奉畫有蛇的形象祖宗牌位，問他們這是什麼原因？回答說這是從老祖宗口耳相傳下來的一種習俗。還說，他們的老祖宗是從江漢平原遷徙來的，他們後裔的一部分人又沿着大巴山脈向黃土高原遷徙去了。這個古老的習俗，正好說明大巴山脈是這次古人類遷徙的一條天然通道和橋樑。
隨着古長江的地理地貌的變化，古地中海西退直至消失，西部的青藏高原和雲高原崛起，衆水東流切開了三峽峽谷，洪水涌向東南的水鄉澤國，滔天的洪水淹沒了兩湖平原，致使生活在江漢平原一帶的古人類，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紛紛轉移到高地山區，從此“龍的傳人”發展史上出現了一場大遷徙。
三、民族大融合與“北雁南飛”
江漢平原的古人類，通過大巴山脈到黃河流域，在距今約8000年以前，一些以農業生產爲主的氏族部落，逐漸在黃河流域兩岸定居下來，以自己的辛勤勞動創造着中華民族的古老歷史和文明，所以說，我們研究“龍的傳人”發源地，並不排除黃河流域也是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搖籃。從大量出土的文物資料表明，在距今約1.2萬年至6000年之間，中華民族已經歷了人類由母系氏族社會、父系氏族社會到階級社會三個歷史階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長江流域也發現有相應時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中漢族約佔人口總數的94%。所有漢族都自認爲是“炎黃子孫”，即“龍的傳人”。
早在新石器晚期，以黃帝（軒轅）爲首領的夏民族，沿大巴山脈來到陝西境內，後定居在河北涿鹿，以發展農業生產爲主，這個氏族在遷徙過程中兼併了許多小的氏族部落發展壯大起來，成爲黃河流域一支較大的氏族部落。由於他們的祖先是從江漢平原遷徙來的，從祖輩那兒遺留下來的許多習俗得到傳承，崇拜龍的圖騰就是其中之一。雖然龍的圖騰是由蛇演化而來的，顯然在他們的心目中，對蛇的圖騰已經淡化，加之黃土高原地帶比較乾旱，對發展農業生產不利，於是人們希望天上有個神靈能夠呼風喚雨，使田地的禾苗生長茁壯，這個神靈的形象就是“龍”。雖然自然界並不存在龍的實體，但從老祖宗遺留下來的習俗，已在人們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夏民族一直以龍的形象作爲氏族崇拜的圖騰，並流傳到後世。
與夏民族同時到達黃河流域的氏族，還有以炎帝（神農）爲首領的殷民族和以蚩尤爲首領的九黎族。傳說，神農氏在大巴山裏就能嘗百草、播五穀、明醫理、治病人，至今在湖北神農架林區還有他的許多遺蹟。他作爲殷民族的首領，遷徙至黃河流域，定居在山東一帶，以鳳凰作爲氏族崇拜的圖騰。其實自然界也沒有鳳凰這個實體，它也是以某種鳥類爲主的多種物象的複合體。後來殷民族與生活在山東、河南、安徽一帶的九黎族，因爭奪黃河流域的一片肥活的土地發生戰爭，此時炎帝已衰老不能征伐，只得向黃帝求援，於是黃、炎兩族聯合起來，大戰於涿鹿之野，終於打敗了九黎族，擒殺了蚩尤。經過這場戰爭，統一了中原地區，各氏族部落都推舉黃帝代替衰老的炎帝，形成了以黃帝爲主的民族大融合。在融合過程中許多氏族放棄了自己崇拜的圖騰，一致以龍的圖騰作爲各氏族的旗幟，成爲“龍的傳人”，亦稱“炎黃子孫”。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各諸候國都自稱“諸華”，或“諸夏”，合稱“華夏”。但“中國”這個名稱，早在商、周時期就出現，因爲商、周的王都建在東、西、南、北之中，所以各諸候國稱它爲“中國”。在我國的歷史上，由於戰爭還引起過多次民族大融合，才使漢族成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實際上漢族也是多民族的融合體。另有一種情況，在黃河流域實現民族大融合時，有的氏族部落爲了求得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離開了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我們稱爲“北雁南飛”，這也是一種人類“迴歸”的現象。首先是在戰爭中被打敗的九黎族，一部分人留在黃河流域被融合，另一部分人遷徙到長江以南與三苗族融合，所以至今苗族還認爲蚩尤是他們的祖先。其次是楚、巴兩族南下長江流域。
楚族原屬夏民族，傳說他們的祖先顓頊是“五帝”之一。顓頊的父親是昌意，昌意的父親是黃帝。古時候，火對於人類生存十分重要，楚族的首領曾任火官，成縛顯著，被封爲祝融氏。後來在共工氏作亂時，祝融奉命前去平叛，因鎮壓不徹底，結果被殺。在長期的部族戰爭中，楚族爲了求得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只得從夏民族分離出來，先是沿黃河遷至陝西漢中一帶定居，在此深受殷民族的影響，將崇拜龍的圖騰改爲崇拜鳳的圖騰。在周滅殷以後，楚族又沿漢水南下，到達荊山一帶，他們在此開山墾地，“篳路藍蔞，以啓山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國力富強，疆土開拓，勢力範圍迅速擴大到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他們不僅帶來了黃河流域的先進生產技術，而且帶來了先進思想和文化，在統一了長江流域兩岸的各個諸候小國後，建立了強大的楚國，成爲我國南方的霸主。
與楚族同時到達長江流域的還有巴族，相傳巴族也是黃帝的後裔。他們的著名首領是廩君。他率領巴、樊、瞕、相、鄭等氏族部落，從陝西到達湖北長陽，又沿清江向上遊遷徙，定居夷城（今湖北恩施市）。傳說廩君死後化爲一隻白虎，所以巴族後裔以虎的形象作爲崇拜的圖騰。巴族主要活動在川東、鄂西、湘西、陝西漢中一帶，並建立了巴國。
楚、巴兩族的迴歸，對長江流域的民族大融合，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時，楚、巴兩族爲爭奪勢力範圍，進行了長期的戰爭。後來巴國被秦所滅，楚族統一了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他們在龍文化、鳳文化、虎文化的基礎上，創造了更加輝燦爛的楚文化。
“龍的傳人”發展史，也是中華民族的發展史。過去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史缺乏深入研究，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對後世的影響很大，似乎全部中華民族的歷史早有定論，不必深究，所以對長江流域的古文化研究很少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今後我們應該有領導地加強這個方面的研究工作，重新譜寫中華民族的歷史，爲世界人類的文明史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