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普列漢諾夫被界定爲地理環境決定論者。但嚴格地說，普列漢諾夫不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者，而是社會存在決定論(在斯大林那裏主要表現爲生產方式決定論)的堅定捍衛人。普列漢諾夫關於地理環境決定論的一些觀點在主觀和客觀上都是爲了維護、補充和完善社會存在決定論而提出來的，而決不是要否定和推翻它。因此，用真正歷史辯證法的觀點來看，普列漢諾夫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充滿着辯證與非辯證的矛盾色彩。
在地理環境的問題上，普歹漢諾夫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納爲如下幾點:
地理環境的屬性和特點決定生產力的發展，並通過生產力決定整個社會的發展 普列漢諾夫明確指出:“生產力發展本身是爲環繞着人的地理環境的屬性決定的。這樣，自然本身給了人以使它自己服從於人的手段。在普列漢諾夫看來，作爲人類發展水平標誌的生產力不是由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它首先是由一定的地理環境條件決定的。不管人類“理性”的發展達到何等的程度，也不管人類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有多強，他都不能超越自然界所允許的範圍。“爲着人能夠利用自己‘理性’己經達到的成功來改進自己的人爲的器啓‘即爲着擴大自己對自然的權力，他便應該處於一定的地理環境中，這個地理環境要能夠給他:(一)爲改進所必需的材料;(二)改進了的工具的加工的對象”。這就是說，人類勞動所賴以進行的自然界不僅規定了生產資料的性質，而且規定了生產力發展的或大或小的限度。在沒有金屬的地方，人無論如何也製造不出金屬工具;在乾旱的沙漠，人們不可能在自然條件下種出水稻;在不可再生能源消耗殆盡後，人們也不可能照舊延續工業文明的生產方式。
但是，地理環境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不是直接的。一旦產生了一定社會關係，它們的往後發展就按自己本身的內部規律進行，這些規律的作用加速或阻滯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又制約着人類的歷史運動。人對地理環境的依賴從直接的雙向建構和不斷的變動和發展之中。
但是，嚴格地說，在主觀和客觀上普列漢諾夫都不是真正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者，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社會存在決定論者。他提出“地理環境的性質，決定着人的生產活動、生產資料的性質” “地理環境的性質，決定着受人們支配的生產力的狀況” “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着生產力的發展”等觀點，甚至提出“自然環境的性質決定社會環境的性質”，整個社會聯合的制度歸根結底也“是由地理環境的屬性決定的”的觀點，其口的是爲了反駁“意見支配世界”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也是爲了用歷史的辯證法來拯救、改造和發展以Ig世紀法國啓蒙學者和費爾巴哈爲代表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把唯物主義從“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和“意見支配世界”的惡性循環中解脫出來，使唯物主義的原則能夠貫徹於歷史領域。正是出於此種口的，普列漢諾夫在大力論證生產力狀況是全部社會發展的本質根源和根本決定力量的基礎上，對於生產力形成的自然條件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從而得出了“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着生產力的發展”的觀點。普列漢諾夫的這一觀點後來被所採納。在論述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時曾明確指出:“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着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又決定着經濟關係的以及隨在經濟關係後而的所有其他社會關係的發展。
因此，從邏輯上講，在普列漢諾夫的全部歷史觀中，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貫徹始終的一條邏輯主線，而所有關於地理環境作用的論述都是圍繞着這一邏輯主線而展開的，是對這一基本邏輯觀點的延伸和深化。如果離開這種邏輯聯繫，把普列漢諾夫關於地理環境作用的觀點抽象地提取出來，加以孤立化和絕對化，那就違背其思想的本意了。
但是，由於囿於歷史的條件，也由於普列漢諾夫對唯物主義觀點的某種片而理解，在關於地理環境作用的觀點上，他並沒有把歷史辯證法的觀點貫徹到底。他批判“意見支配世界”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強調生產力和勞動活動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地位，維護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思想，其出發點和基本觀點都是正確的。然而，爲了批駁那種認爲“智慧是歷史進步的主要推動者”的觀點，爲了捍衛唯物主義的純粹性，他在把歷史進步的最終動因歸結爲“某種地理環境的特點”的同時，把理性、智慧對於歷史進步的作用也給清除掉了。
在製造勞動工具和思想智慧的關係上，二者孰先孰後或孰爲原因孰爲結果的問題歷來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是，如果誰要在這裏企圖區分出時間上的先後或尋求“第一原因”的話，那麼必定是徒勞無功的。當類人猿開始製造出第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的時候，它的意識、智慧就像打擊石塊時所爆發出來的點滴火光一樣，也同時得到了“鍛造”。隨着這種製造勞動工具和進行勞動活動的逐步穩定化、有序化及其能力的不斷提高，剛剛從動物界脫離出來的原始人類的思想智慧也幾乎同步得到了進化和發展。在這裏，勞動活動與思想智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互爲條件，互爲因果，決然沒有所謂固定不變的一方。
既然二者之間是這樣一種辯證互動的關係，那麼我們就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勞動活動和思想智慧作爲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才構成“歷史進步的主要推動者”。如果我們人爲地把二者分離開來，斷言只有其中某一方纔是“歷史進步的主要推動者”，那麼就必然背離它們本原的辯證關係，落入形而上學的陷阱。普列漢諾夫爲了論證唯物主義的徹底性，強行地將思想智慧從製造勞動工具的活動中剝離出來，然後斷言理性的成功是類人猿實行手足分工並形成“現存的、完善的、人的雙手”之後的“遼遠的結果。只是在這之後，理性的成功才“反過來成爲人爲的器啓、勞動工具的使用的最近的原因”，才使“其中的原因與結果經常地變換着。從普列漢諾夫的這些論證，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理性”是多麼主觀地爲了保證他的唯物的純粹性而不惜犧牲辯證法。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分析一下一種頗爲流行的對於唯物主義的庸俗理解。根據這種理解，在物質和精神的關係上，唯物主義在本原上必須確保物質的原初性、終極性亦即第一性。在歷史領域，唯物主義同樣必須確保社會存在的原初性、終級性亦即第一性。“本原”這個詞源於古希臘文，其義是開始。根據業裏士多德的說法，在古希臘，“那些最早的哲學研究者們，大都僅僅把物質性的本原當作萬物的本原。因爲在他們看來，一樣東西，萬物都是由它構成的，都是首先從它產生、最後又化爲它的(實體始終不變，只是變換它的形態)，那就是萬物的元素、萬物的本原了”。可見，在哲學中，“本原”是指那種作爲萬物生火變化的最終根源、始基和歸宿的存在，萬物起源於它，最終又復歸於它。在古代，東西方的許多哲學家們都相信有一種或幾的辯證互動關係，把它變成一種直線型的單向、單而的關係，那就滑向了辯證法的反而。
在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關係上，普列漢諾夫的另一個片而性表現就在於將這種關係公式主義地定格化了。根據普列漢諾夫的一貫思想，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沿着這樣一條線路進行的:地理環境一一生產力一一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一一社會心理一一上層建築。這也是一條直線型的道路，其中地理環境對社會心理以及上層建築中的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的影響，必須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個中間環節，不可能超越這個中介而直接發生作用。顯然，普列漢諾夫向我們展示的這樣一個地理環境作用圖與18世紀唯物主義者孟德斯塢的地理環境直接決定論相比，更加接近於現實，並具有一定的辯證色彩。它克服了因果決定的`直接性所帶來的直觀性和簡單性，揭示了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聯繫的複雜的中介過程作用。特別是它把地理環境這個關乎人類社會命運的先決性條件相對地獨立出來，然後又將其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進行有機結合，從而使人們能更全而和更深刻地把握地理環境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然而，在人類社會這個高度有機和複雜的系統中，其中每個要素包括地理環境這個要素與其他諸要素的關係，都是無限多樣的:既有直接的聯繫，也有非直接的聯繫;就直接聯繫來說，既有一重的直接聯繫，也有多重的直接聯繫;就間接聯繫來說，既有一重中介的間接聯繫，也有多重中介的間接聯繫;就直接聯繫和間接聯繫的關係來說，它們的區分既是確定的又是不確定的，直接聯繫可以轉化爲間接聯繫，間接聯繫可以轉化爲直接聯繫，直接聯繫和間接聯繫可以統一於同一個過程之中;就一重直接聯繫和多重直接聯繫或一重中介的間接聯繫和多重中介的間接聯繫的關係來說，它們之間也是相互轉化、交互作用、多維共存和變動不居的。總之，這些要素處在一個多維的、立體的、無限重重、無窮無盡地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轉化、變易不己而又結構有序、高度有機的網絡系統中，它並無一個固定不變的模式，更不可能保持一個標準的單向、單維的關係結構。
以此觀之，普列漢諾夫提供給我們的這樣一個地理環境作用圖只是社會有機系統複雜聯繫中的一個剖圖，它僅僅展示了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關係的一個側而，而決不是全部和全貌。實際上，地理環境與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等各種社會要素、社會現象的聯繫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決不可能是一種單向的直線型關係。例如，地理環境既可以直接作用於生產力，也可以直接影響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領域中的政治、法律、道德風尚、文學藝術等。在現實中，地理環境對於社會關係、社會生活的影響是直接和間接的統一，是單向和多向的交義，在理論上我們可以進行區分，在實踐中很難把它分開。
普列漢諾夫在論述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作用時，沒有充分考慮到這種關係的多維、多而、多向、多義性，而將其凝固化爲一種單維、單而、單向、單義的線性模式，則是有違辯證本性的。儘管普列漢諾夫作爲一個博學的學者，他在論述具體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時，往往能夠在某些方而超出自己所劃定的這種線性模式範圍，提出了許多新知新見，生動地體現了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博學多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獨特風格，但是，由於囿於時代的條件，他還不可能從根本上突破那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的這種基本的理論模式。這就註定了他在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關係上，只能大致遊走於傳統經典的理論範式內，不能作出他本可以作出的更多和更大的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