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認知語言學視角看文學翻譯創造性
認知語言學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認為在現實和語言之間存在“認知”這一中間環節，即：現實—認知—語言。該觀點充分肯定現實決定認知，認知決定語言，語言是現實和認知共同作用的產物。[1]也就是説，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是基於對客觀世界的體驗，具有客觀性;又強調語言與人的認知密切相關,認為語言在人們的頭腦裏生成，具有創造性。認知語言學的觀點同樣適合文學翻譯，文學翻譯就是譯者基於對原文本客觀體驗的基礎上將原語轉換成目的語的認知活動過程，也就是説文學翻譯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忠實性，是創造性與忠實性的對立統一。
（一）文學翻譯的創造性
首先來看一下認知語言學給文學翻譯創造性帶來的認知闡釋。認知語言學認為由於各自的地理、歷史、社會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原語和目的語之間存在大量的認知不對等。例如，同是“月亮”，希臘語的“月亮”是指月亮“度量”時間的功能，而拉丁語的“月亮”則指月亮的明暗狀況。另外，從事文學翻譯的譯者面對的不再是單純的文字，而是文字後面的具體藝術形象，這就要求譯者要摸清原作的思想內容、創作意圖風格，以及與當時創作有關的種種條件，但是譯者作為認知主體在閲讀理解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本身所處的時代、民族文化傳統和語言發展時期以及個人閲歷、修養、性格和思維習慣的影響，因此譯者對作品的認知理解不可能和原創的完全相同。而且，文學作品本身就具有語言模糊性和含蓄性的特點。這些因素最終造成譯者對原文本認知理解上的不確定性。例如《哈姆雷特》劇中的獨白“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如何理解這個早在四百多年前莎翁就沒有説清楚的句子呢？這個“be”的受詞（賓語）該是什麼呢？這句話到底如何理解，至今仍然沒有達成共識。正如伽達默爾所言，文學翻譯的“文本只是沒有意義的文字符號，它們只有在理解中才能重新富有意義；同時理解還能參與文本意義的生成，使文本的意義處於永遠開放的不確定之中。”[2]這種不確定性恰恰體現了譯者對原文本認知理解上的創造性。另外，一般的翻譯只要把原文的信息表達出來，文字通順易懂即可。然而，文學翻譯不同於一般性的翻譯。文學作品要使用藝術手法表達某種特定的內容、思想和風格等。因此，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僅要傳達原文本的表層意思，還要傳達原作特有的藝術表現形式，使目的語讀者在閲讀時能同原語讀者得到相同或相似的啟發和感受。可是在具體的表達過程中，譯者要想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幾乎只能是一個理想的追求。因為原語和目的語之間以及原作者和譯者之間，在語言層面上尤其是在藝術表現形式上存在大量的認知不對等或認知空缺。如何彌補認知上的空缺，縮短認知上的差異，儘量接近原作呢？別林斯基曾經説過“：接近原作指的是，要傳遞特有的手段、特點和特性。翻譯中為了忠實地傳達某個形象或句子，有時必須完全予以改變。相應的形象及相應的句子，並不總是表現在詞的表面相對應上。應當使譯文表達方式的內在生命和原作相應。”[3]許淵衝先生也大力提倡變通，尤其是詩歌翻譯當中的變通，他説：“改變原詩的觀點及語氣，改變原詩的詞語，如果結果更能傳達原詩的意美，那也應該變通,至於和原詩的意義有出入，那就一定要譯文更富有意美、音美、形美才能變通，從這個意義上説，譯詩已經是再創作了。”[4]別林斯基的“改變”和許淵衝的“變通”，談的都是文學翻譯表達過程中創造性的問題。例如前文提到的《哈姆雷特》劇中的獨白，莎翁巧妙地運用了英語的“be”動詞，一個肯定一個否定，意藴雋永，如果完全複製原句的結構，譯成“是，或不是，這是個問題”，雖説文字流暢、忠實通順，但原文韻味盡失，不能算是好的譯文。漢語讀者因無法達到與原語讀者的認知上的對等，會覺得太過平淡。為彌補這種認知上的`差異，我們有了朱生豪翻譯的“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卞之琳翻譯的“活下去還是不活，這是問題”，張慶路翻譯的“妥協呢？還是鬥爭呢？這是個問題”等多種表達。每種譯文都不無道理，譯者都考慮了英漢兩種語言的認知差異、漢語讀者的認知接受程度，做了大膽的創造性的變通處理，力圖把莎翁沒有言説的內容展現給讀者，再現原作的藝術美。《哈姆雷特》在過去不到一百年的時間不斷地被重譯，迄今為止，國內已經有二十多個譯本呈現在讀者面前，而且幾乎沒有雷同，可以説正是有了創造性的存在，漢語讀者才有機會結識如此多的哈姆雷特；也正是由於有了創造性的存在，文學翻譯才有了永恆的靈魂和經久不衰的魅力。
（二）文學翻譯的忠實性
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為文學翻譯創造性提供了科學合理的解釋，同時也提出了現實體驗對主體創造性認知因素的客觀限制作用,文學文本意義的趨異性以及藝術表現形式的差異性並非是沒有任何限度的。我們説“一千個譯者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儘管不同的譯者對於哈姆雷特的認知會有差異性,但這一千個哈姆雷特畢竟都源於同一文本，哈姆雷特終究還是哈姆雷特，也就是説哈姆雷特的一些共性特徵是改變不了的。換句話説，對於同一文本,不同的譯者雖然有認知上的差異，但最終還是會和原作者在認知上達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認知語言學認為這是由於原作者和譯者所面對的是同一或基本相同的客觀世界，共享自然規律。同時兩者之間還有相同的身體，有類似的感知能力和認知能力，這就決定了原作者和譯者之間具有基本共通的思維。這種相同或相似的體驗性認知基礎使作者和譯者之間必然會有大量的認知對等或基本對等，這種認知方式的對等或相似性必定會表現在原語和目的語的遣詞造句、行文方式、審美情趣和欣賞習慣上。例如英漢兩種語言都有“空中樓閣”(castleintheair)、“如履薄冰”(tobeonthinice)、“辯論是戰鬥”(argumentiswar)、“人生如戲”（lifeisaplay）、“愛情是紅玫瑰”（loveisaredrose）等説法。再以《哈姆雷特》的翻譯為例，我國很多著名翻譯家如朱生豪、卞之琳、梁實秋、方平等的譯本歷來受到譯界好評和讀者的喜愛，他們的譯本都沒有也不可能違背忠實性的原則，都是在基於對原作客觀體驗基礎上的創造性翻譯。而且經過他們一次次創造性的挖掘和闡釋，大大減少了對該劇本的認知理解的失真度，使漢語讀者更加接近莎士比亞，接近對《哈姆雷特》的準確認識，從而進一步提高了翻譯的忠實性。
結束語
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進一步揭示了文學翻譯創造性和忠實性二者之間的對立統一性，重塑了創造性在文學翻譯中的地位和價值，強調了譯者作為認知主體在翻譯中積極的創造性作用。譯文是譯者創造性認知的結果,由於有了創造性，才會喚起讀者無窮盡的想象和熱情，文學的價值才得到最大體現。同時，這種創造性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譯者作為認知主體不能脱離對原文本的客觀體驗，而任意發揮想象力,漫無邊際地創造。17世紀後期英國最偉大的詩人德萊頓(DrydenJohn)曾講過文學翻譯就像“戴着腳鐐在繩子上跳舞”，這句話如實地道出了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所揭示的創造性和忠實性對立統一的關係。總之，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和忠實性共存，譯者只有在忠實於原作的基礎上發揮主體認知的創造性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重現原作所表達的客觀世界和認知世界，完成文學翻譯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