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社會實踐，大學生能提前瞭解社會、認知自我、準確定位，樹立正確的立業觀和擇業觀，在就業過程中適應就業市場的要求，在短時間內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邁出走向社會的第一步。小編爲大家蒐集了一篇“優秀實習生實習報告”，歡迎大家參考，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四個月所遇所感如此清晰地浮現在腦海裏，是因爲7月27日《中國青年報》的那篇《永不抵達的列車》。
“23日晚上，22時左右，朱平家的電話鈴聲曾經響起。朱媽媽連忙從廚房跑去接電話，來電顯示是朱平的手機。“你到了?”母親興奮地問。
電話裏沒有聽到女兒的回答，聽筒裏只傳來一點極其輕微的聲響。這個以爲馬上就能見到女兒的母親以爲，那只是手機信號出了問題。
似乎不會再有別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輛永不能抵達的列車上，重傷的朱平用盡力氣留給等待她的母親的最後一點訊息。“——《永不抵達的列車》(《中國青年報》2011.7.27)
7.23列車事故時候，中青的這篇文章以一種細膩而舒緩的方式刺入人們心中，刺到最深處、最痛處。
這就是中青報，這正是它應有的風采和力量。雖然莊重嚴肅，卻從不吝嗇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表達，每每總是從細微和平常之處發掘真相、扶持正義。
讀完這篇文章，和中青在一起的日子，也變得開始歷歷在目、越發清晰起來。
因爲高中時期對它的偏愛，在實習志願表上，我毫不猶豫地填上了它的名字。
報社和我想象中不大一樣，我以爲記者是年輕人的事業，報社中應當有很多年輕人在這裏激揚文字、慷慨而談，甚至還有點憤世嫉俗。然而這裏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安靜，說冷清也毫不爲過。從二樓到四樓的記者辦公室裏，三三兩兩的人，靜靜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後來才知道記者平常是不坐班的，不是在外面跑，就是在家中寫稿。而正是在這種安靜的環境中，我開始慢慢了解到一個在課堂上無法觸碰到的最真實的新聞世界。
一，新聞不是“幫幫看”
很幸運，我被分到了中青法治與社會版面，這個版面，註定不會寧靜。
法治版的實習生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接待上訪者和接聽熱線電話，從上訪者口中找到值得成稿的新聞線索。於是，每天我都有在與弱勢羣體打交道;於是，我聽到了那麼多形形色色的故事。讓剛剛從校園的象牙塔裏出來的我，感受到外面的世界的辛酸無助。
年輕的農村小夥兒和他年邁的父親被同村人用土槍打傷致殘，因爲最初的重傷證明被改成輕傷而無法申請立案。他們倆父子拄着柺杖來報社，但是證據不足，沒有重傷證明，我們幫不了他們;
監獄裏的親人“觸電死”，還沒有看到屍體監獄就給火化了，只去捧回一個骨灰盒，但是這件事已經過了十年了，時隔境遷，證據不足，想要個說法也難;
因爲強拆去上訪的青年被抓去勞教兩年，抓去後又不給探望，青年和家中沒了聯繫。他的母親哭着打來電話，求求我們幫幫她，但是上訪被非法勞教的人太多了，新聞價值已經不剩多少;
五六個村民來報社揭發村支書賣了他們的地，他們很氣憤、很無奈，他們蹲着和我訴苦，用無助的眼神期待着我能夠幫他們。可是這樣霸道蠻橫的村支書恐怕不在少數，他們的材料又太單一了，只有照片，沒有任何公示和合同，成不了新聞;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孕婦被認定成揭發領導腐敗的檢舉人，揭發又以誹謗定罪，拘留、盤問、恐嚇……因受驚嚇胎兒在腹中死亡，孕婦自殺未遂。後來幾萬塊讓案子不了了之，但孩子再也回不來;
開始的時候，我帶着那一份份求助和希望將線索一個一個報告給老師，老師否定了其中的新聞價值，原因大多都是因爲此類事件發生得太多，缺失了新鮮性和顯著性，比如強拆、勞教、黑監獄……除非他們的事情有所特殊和重要性。這個時候我總會心有不甘地補上一句，“他們很慘啊”。老師說，不是慘就能報。
接待的上訪者越來越多，我也漸漸明白了。確實，不是慘就可以報，新聞價值畢竟不是以“慘”來評定的。悲慘之事數不清，可憐之人幫不完，甚至，在一遍遍報道哪兒又強拆了，誰又成了慘烈的釘子戶，大衆反而變得麻木，悲劇反而被視爲常態。
帶我的王老師常常反問我的那句話：“報道了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爲讀者單一呈現簡單的事件，像計算器一樣列出一個又一個相同的悲劇，而是應該找出最能反映問題和矛盾的事件，做出細緻的採訪和深入的分析，力爭一篇文章能解決一點問題。
不報道，不是因爲他們不夠慘，慘得不夠徹底，而是因爲他們雖然很慘，但是他們的證據不足、反映面不充分，他們的遭遇被報道對推動法治進程和維護弱勢羣體的利益作用太小太小。時間、空間、版面和政策的限制，讓我們只能有所篩選，找到最能戳中矛盾中心的事件去報道，用以推動法制的完善，從而減少悲劇的發生。
二，“被拒絕”和“有耐心”的博弈
新聞就是與人打交道的工作，和人打交道難免被拒絕，可是採訪任務沒完成，被拒絕多少次也要硬着頭皮繼續。
曾經爲了各地公佈一把手電話，我要打電話看看那些被公佈的一把手領導手機號碼是否打得通，一整天的時間，我就和電話爲伴了。
副主編跟我說要多打幾個地方、多打一些領導的電話，問問一把手號碼公開後的'效果如何。於是，光是在各地政府的網上查公開的電話就耗時不少。我列出了五個地方，每個地方二十個領導電話，一共是100個電話。一一打過去，並記下哪些號碼撥通、哪些號碼是空號、哪些無人接聽、哪些被中途掛斷……
雖然準備工作做得不錯，但是打電話的過程卻並不順利。一般一個地方的領導電話最多隻有半數能夠打通，打通之後因爲開會、出差等沒時間接受採訪的又不在少數，甚至還有一聽我是記者就掛斷的，我只好本着能順利採訪一個算一個的原則，
一天下來，100個電話打完了，我甚至有了電話恐懼症。不過一天的耐心是有所回報的，之後成稿的《公佈一把手電話，是不是個好制度》成爲我實習以來字數最多的一片稿子，佔了半個版面。
同樣，在做政府預算公開這則新聞的時候，遇到的阻力更大。在採訪南陽市物價局、藥監局、臥龍區財政局等關於他們公佈的12套2010年預算報表的時候，我終於明白的“滾皮球”的威力。給這個部門打電話，或者說要找另外的部門，或者說當時管事的人已經調走，或者直接說不了解。
費了大半天功夫，卻沒采訪出個什麼結果，我只好去請教老師。王老師出了主意，先要認真分析已經拿到的財政報表，分析出結果，有了證據再有目的的去問當時做報表的人，爲什麼表上有些條目沒有數據、爲什麼報表如此簡單粗糙、當時又是如何製作出來的……果然效果不同，終於有統計局的工作人員做出了回答。
這幾次或柳暗花明或不盡人意的經歷告訴我，碰壁是在所難免的，被拒絕是常態，一篇報道成功與否，與記者的耐心基本成正比。
三，無助的孩子，心中的遺憾
實習期間，所發過的大大小小的報道里，竟然還是不能挑出一篇最滿意的作品出來，很是遺憾。因爲我最看好和期待的那篇新聞沒能最終發出來，成爲了最大的遺憾。
這正是8月份所熱議的北京市打工子弟學校被取締拆除的事情。據京華時報消息，近日，大興在舊宮火災後將實施更爲嚴厲的措施，擬取締數百家“黑園”，31家打工子弟幼兒園收到關停通知，要求在9月1日之前關停，否則將面臨強制執行。
我走進的大興區育紅學校，在當地的打工子弟學校中條件算得上很好了。兩排的雙層教學樓，32個教室，較寬敞的操場，建築面積達3000多平方米。每個教室都按規定標準爲54平方米，而且每個教室中有兩臺空調和一臺飲水機。
雖然沒有鋪上地面磚，粉刷得也不夠精細，但是教室乾淨整潔，黑板上有彩色的板報，教室的小喇叭也會定時播報。簡單卻不簡陋的這裏就是800多個學生獲得知識的殿堂。
而一學期700塊的學費，對於這些打工家庭來說，相比單單進公立學校就要收的3萬塊的贊助費，已經很合理了。
張鹿洲今年14歲，是大興區西紅門鎮育紅學校六年級的學生，老家在河北，從小父母離異，後跟隨打工的父親來到北京這座大都市。可現在爸爸又去了外地打工，他獨自一人被留在了北京，留在了育紅這所打工子弟學校。
校長說，鹿洲的爸爸每三四個月會固定寄過來40塊錢，這些錢就成爲了鹿洲的學費、生活費。“學校基本是免費收留他，讓他和單身教師一起住在學校的宿舍裏”，李校長說。而像這樣被減免費用，基本免費的學生佔到了學校人數的25%左右。
高迪上小學五年級的學生，老家河南，爸爸媽媽來北京種地，一家人常年住在菜地邊搭建的棚子裏，學校就在離菜地幾十米的地方，夥伴們的家都在菜地邊上，他們住在一起、學在一起。現在學校要拆了，她不知道以後該去哪兒上學，她也不想回老家上學，因爲她從出生到現在還從未回過那個所謂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