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聲傳譯譯員的求職故事分享：
同聲傳譯譯員與發言者之間，不僅僅語言同步，連思維都似乎同步了———
你幾乎可以猜測出他下一句要說什麼。轉換之間如行雲流水……
最初拿到林傑的名片，給她打電話預約採訪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對方會是一位女孩。除了中間人忘了向我提及這一點之外，另外還有兩個原因：第一，她有一箇中性化的名字;第二，我所見過的同聲傳譯員，基本上都是男性。
“這很正常，”林傑解釋說，“因爲做同聲傳譯這一行，幹久了你就會發現，這很大程度上是個體力活兒。”
也許，這是一個比絕大多數體力活都更令精力迅速消耗的行業。做同傳的譯員，往往每隔15—20分鐘就必須休息一次。所以大部分的同傳場合，都至少要由兩個譯員交替進行。否則在同傳話筒前面呆久了，兩種不同的語言在腦海裏無休止地交替進出，人會“瘋”掉。林傑說，有時候她會想，如果像當年的聶衛平那樣，比賽間隙還可以吸一會兒氧，再回去翻譯會輕鬆點……
在歐盟總部接受同傳培訓
上世紀末，剛剛獲得英語系語言文學碩士的林傑進入國家某部委工作。兩年後，她和其他9名公務員一道，通過了歐盟口譯總司的考試，前往設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的歐盟同聲傳譯培訓班，接受爲期5個月的訓練。
“翻譯是什麼?是交流。”這是培訓班的教師對他們講的第一句話。
兩種經歷了不同歷史進程演變的語言，兩個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人，通過同傳譯員，在第一時間實現思想、觀念、見解和認識上的溝通———這就是林傑和她的同學未來要做的事情。
最初的培訓是緊張而單調的。爲了培養記憶力和綜合概括能力，學員們被要求每人做5分鐘的演講，由其他人在不做筆記的前提下立即複述。除此之外，學員們還要聽大量的英語演講和會議發言，並且在最短的時間裏記憶並複述其主要內容。隨着時間的推進，聽力材料的難度也不斷變化。內容由簡單到複雜，聲調由清晰到模糊，發言也由標準英語變得五花八門。南亞、非洲、拉丁口音的“洋涇浜”英語成爲最折磨人的“刑具”。
“在國際會議場合，誰知道你會遇到哪一國的人站起來發言，誰知道會聽到什麼古怪的發音?”林傑說，“所以，就像高考猜題一樣，只好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到了，只好搞題海戰術。”
一年之後，林傑在某次同傳場合，真的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來自西班牙的代表，本來會議組織者已經爲他預備好了西語同傳。結果誰也沒想到，這位堂吉訶德的同胞，居然到了開會的時候，自始至終用英語發言，那種帶着濃重西班牙口音的英語。
“之前完全沒有準備到這一手啊，”林傑微笑着說，“可只能硬着頭皮上。”
第一階段的訓練結束後，培訓班的學員們前往日內瓦，在萬國宮的聯合國總部現場感受了國際會議的氣氛。然後，林傑和她的同學又回到布魯塞爾，開始第二階段的學習。在這一階段裏，他們可以使用筆記，但翻譯材料的長度也大大增加了，開始進行整場整場的對話訓練。最後，到了第三階段，正式開始虛擬同傳的訓練。訓練的內容涉及方方面面，千奇百怪的話題都會出現：通訊、經濟、農業、烹調、寵物飼養……而教師們也千方百計地對學員們施加各種各樣的“干擾”。到了後來，故意壓低嗓門，故意咳嗽幾聲已經是“小意思”了。有時候，學員們甚至被要求做“自由聊天”，而他們就要在這樣的一片嘈雜中，準確、迅速地完成同傳任務。
林傑說，經過這樣一番培訓，她回國之後感覺自己在混亂中辨別聲音的能力大大增加。有一次和老公在外面吃飯，隔得很遠的一張桌子上，有兩個人在用很小的聲音聊天。那聲音在別人聽來，完全混在一片嗡嗡的嘈雜聲裏。但在林傑聽來，一字一句都清晰入耳。她的老公說：“我以後再不敢在背後講你的壞話了。”
2003年3月，林傑這一期的10名學員，終於如願以償地拿到了歐盟的培訓證書。林傑說，她想起了《聖經·創世紀》中的那個故事：人類要建造一座通天塔，卻遭到了上帝的阻止。上帝在人類間製造出種種不同的語言來，讓他們無法溝通，不得不放棄建塔的工程。後來，那塔的殘骸被命名爲“巴別”，意思是“變亂”———如果當時有同傳就好了!
同傳間的人心如止水
國際會議的同傳間，多是設在會場外圍的一間長條型封閉屋裏。通過巨大的玻璃幕窗，同傳譯員可以看到場內的一舉一動。但是譯員們彼此之間是隔離開的，一道一道的隔音牆，把同傳間分隔成一個一個的小“箱”。譯員們就一人一個“箱”地待在那裏，仔細傾聽着耳機裏傳來的一字一句，一邊聽，一邊口中不停地翻譯，通過面前的話筒傳輸出去。
林傑說，第一次進同傳間的時候，連自己的心跳都聽得見。
那個場合裏的人心如止水，或者說進入了一種“狀態”，整個世界彷彿只剩下了自己和耳機裏不斷傳來的“聲音”。最身心合一的時候，詞句經聽覺神經傳入大腦，像川劇中的“變臉”一樣，打一個滾兒就換了一身行頭，光光鮮鮮地出去見人。譯員與發言者之間，不僅僅是語言同步，連思維都似乎同步了———你幾乎可以猜測出他下一句要說什麼。轉換之間如行雲流水，像在高速公路上飆車一樣愉快……
“其實這裏面也是有訣竅的，”林傑說，“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的精神狀態。上會的前一天絕不能累，絕不能熬夜，否則第二天腦子就木了。聽懂了也譯不出來。其次是當天不能吃得太飽，否則血液都跑到腸胃裏了，影響大腦。當然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則這麼高強度的工作，撐不下來。”
我讓林傑用一句話來形容同傳間，她想了想，說：“像個網吧。”
一方面是每人一臺機器，全神貫注地做自己的事情。但是神經高度緊張之下，周圍有一點輕輕的響動都會很敏感。其他譯員咳嗽一下，吸一下鼻子，或者手中的筆“啪”一下掉在地上，聽在譯員的耳朵中，往往宛若炸雷一般。有時候，一些譯員一着急，還會蹦兩句口頭語出來。有一次國際會議的場合，某位外國譯員不小心譯錯了，就真真地在話筒裏罵了一句“F××K”。就像有些在網吧裏做語音聊天的人一樣。
還有些同傳，翻譯的時候喜歡手舞足蹈，做大幅度的手勢，比在現場講話的人還激動。
不過有些情況也不能一概而論。有一次開會的時候，一位譯員突然用非常難聽的`話罵將起來，而且半天收不住嘴。與會者驚愕之餘，有人突然靈光一閃，摘下耳機去聽發言者的“原版”。天哪，原來那位衣冠楚楚的紳士真的是在罵大街，而且用詞更爲不堪。
最有意思的是阿拉伯語的同傳。因爲阿拉伯國家的代表在發言時，往往要先引用一段長長的《古蘭經》經文。這一段話他們已經爛熟，所以隨口譯來，有時“趕”得比發言者還要快。引用得多了，譯員們也有偷工減料的時候，就乾脆一句“安拉”全部概括掉。但是這種“先見之明”往往靠不住。有一次在聯合國大會的場合，一位婦女代表發言，大談“婦女有權利控制自己的肉體，有權利選擇流產”。講了半天，突然話鋒一轉道：“聯合國的機構應該……”那位譯員竟然沒轉過彎子來，也順嘴譯道：“聯合國的肉體應該……”
如果他只是一對一的翻譯，這婁子捅得還不算大。但在有些場合，同傳譯員們往往是“連鎖”式的。尤其是一些小語種，需要譯成英、法、中等多種語言時，未必全部找得到合適的譯員。所以只能先由英語譯員同傳成英語、再由法語譯員聽着英語的翻譯，同傳成法語……在這樣一根鏈條上，一頭出錯，滿盤皆毀。
就像在網吧裏，大家聯網打遊戲一樣。
同傳在中國鳳毛麟角
林傑說，伊拉克戰爭爆發的時候，她在電視裏看到同傳譯員們爲中央電視臺進行的戰爭報道，心中羨慕萬分。
“有些人真的是很厲害呢，”林傑說，“除了我們中國的這些前輩，我還親眼見過一個伊朗的同傳，開會的時候來晚了。只見他急匆匆地趕進同傳間，一屁股坐下，耳機往頭上一戴，閉上眼睛，嘴裏立刻就開始哇啦哇啦傳譯起來。”
她還知道，聯合國的一些同傳譯員，技藝已經精深到了這樣的地步：耳朵一邊聽，嘴裏一邊翻，手底下還能忙活着打毛衣……“我真希望自己能練得像他們一樣，”林傑說，“這是我的理想。”
眼下，中國的同傳隊伍還不是很龐大。全國有足夠水平進行國際會議同傳的人，大概只有幾百人。像金字塔一樣，越是高處的塔尖，夠資格的人數就越少。目前世界上最權威的組織國際同傳協會(AIIC)對會員資格的要求極嚴。AIIC在全世界有2000多個會員，中國會員不過20名左右。
今年春天，北京遭遇非典期間，許多國際會議取消。林傑沒有了現場鍛鍊的機會，就在家裏看原版的英語影片，看全套的美國科學紀錄片———“探索”，一邊聽解說，一邊練習做同傳。
“當然啦，字幕要擋上，或者乾脆背對屏幕。”林傑笑着說。
林傑告訴我們，前不久，歐盟同聲傳譯培訓班在中國招收了最新的一批學員。這一次她所在的部名額增加了不少。看來，歐盟與中國的這個合作項目，也是與中國政府工作的重點密切相關的。估計不久之後，林傑的同行隊伍，又要有所擴充了。
“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有更多的機會。”最後，林傑這樣說。
小資料
同聲翻譯，也叫“同聲傳譯”，簡稱“同傳”，一般用於大型國際會議時各種語言相互轉換。聯合國開會時都有大量同聲翻譯在幕後工作，也就是說，同傳譯員一般都不在幕前，而是“躲”在幕後工作。它要求譯出語和譯入語幾乎同步進行，當發言人的話語傳到與會者耳中時，已經是與會者各自熟悉的語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設立在德國紐倫堡的國際法庭審判法西斯戰犯時，首次採用同聲翻譯，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大型國際活動中採用同聲翻譯。
據資料顯示，目前同聲翻譯的報酬一般是每天4000元人民幣，這是每人的平均所得。如果不需要助手而獨立完成翻譯任務，最高的可以達到每天1萬元以上。時間的計算按照8小時工作日進行，從會議開始到4個小時算半天，4個小時以上到8個小時算一天。此外，客戶還需支付同聲翻譯員的食宿費用、機票費用、地面交通費用和其他有關的一切費用。雖然譯員不可能一年到頭每日都有會議等着他們去譯，但每年100天的工作日還是應該有的，這樣算下來，收入也是非常可觀的。
同傳譯員必須非常熟練地掌握母語和至少一門外語的口頭表達方式;其次要有非常穩定的心理素質，不能怯場;另外，還得掌握廣博的知識，同聲翻譯人員應該是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