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旁聽生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遊學與生存的故事，讀來令人唏噓不已。我們常常感慨北大、清華的沉淪，然而在另一些人心中，這兩所大學依然是高潔的聖殿，就算墮落，那也像一個窮途末路的貴族王孫，眉宇之間照樣氣象萬千，足以吸引他們拋妻別子、不遠千里前來投奔，僅僅做一個旁聽生。
想起前些年，北大曾高築柵欄，限制旁聽生入內：一是辦旁聽證；二是收旁聽費，每學分200元，每個旁聽生只能選兩門課；三是旁聽生需出具學校或者所在單位證明，社會閒散人員沒有資格辦理；四是限定旁聽人數，每學期僅發放200張旁聽證。此規定出臺，激盪滿城風雷，批評聲如潮涌至。不知此後是否完全落實？
報道里的旁聽生，似乎並未被這張制度的鐵絲網阻擋在教室之外。他們所遭遇的苦難，更多是生存壓力、不容於正式大學生的孤獨、知識上的落差等。報道特寫了一個叫常俊曙的旁聽生，在北大做保安，夜裏上班，白日聽課。每到年節，他通過寫賀詞的方式，以期引來更多人的關注與認同。今年所撰的元宵節賀詞貼在紅三樓的正門之上：“白衣裹體，豐腴有致而受享萬家；肚含甘蜜，斂聚芳香而奪人鼻目。纔不外露，方顯內涵；貌不驚人，卻致衆愛……已臨辛卯元夕，餘致君以賀，盼君忘憂。”
喜慶背後，有一種莫名的孤獨，令人想起九十多年前的一個北大旁聽生，名叫毛澤東。胡爲雄教授曾考證，毛澤東並不能冠以北大旁聽生之名。由此，可聯繫上文，談一下民國年間北大旁聽生的制度與故事。
旁聽生者，顧名思義，即有別於正式學生而在一旁聽課。但是，旁聽並不等於你想聽就聽、想走就走，而有其特定的門檻與規章。北大旁聽生需要通過考試才能進入，自然，這考試成績，應低於正式學生。而且，旁聽生必須繳費、註冊並領取旁聽證後，才準進課堂聽講。學費固然不高，對於貧困者而言依然是無法承受之重，故他們只能偷聽。漂泊京都的沈從文便是偷聽者之一。
有這麼一說：開始，旁聽生若成績優秀，可轉爲正式生，一樣發給畢業文憑；後來，風頭一轉，旁聽生不得改爲正科生，且不得通稱北大學生，均應稱“北京大學旁聽生”.這無疑是對某些旁聽生的一個致命打擊，令他們喪失了魚躍龍門、改頭換面的良機--“旁聽生”三字，好比銘在額頭的刺字。當然，另有一些以知識爲重、以門面爲輕的旁聽生，卻可付之一笑，所謂“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身輕白虎堂”.
北大旁聽生需考試才能取之，偶有例外。成舍我因無中學文憑，不能報考，於是給蔡元培校長寫長信，獲得特許，可以同等學力報考，後來入北大中文系當旁聽生。另有北大學生、書法名家蕭勞回憶，說蔡元培曾批條子，准予他的同鄉杜某某到中國文學門旁聽。對此故事的真實性，我有些懷疑。像爲成舍我開後門，尚屬在規則之邊緣打擦邊球；爲杜某某開後門，毋寧打破了規則。
其實，若不在乎一個名頭，旁聽與偷聽，實無區別，甚至偷聽更划算一些。北大校方還不至於像今天這樣規定旁聽生憑證入學。當事人回憶：“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誰願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聽。發講義的人，也不管你是誰，只要向他要，他就發，發完爲止。有時應該上這門課的人，講義沒有拿到，不應該上這門課的'人倒先把講義拿完了。”（馮友蘭）“只要你願意，你可以去聽任何一位先生的課，決不會有人來盤查。”（朱海濤）
當年的北大以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着稱，不至爲旁聽生、偷聽生擡高教室的門檻。燕京大學則不然。季羨林在清華讀書，到燕大旁聽謝婉瑩（冰心）的課，謝發現此人面生，問明身份後，便將他請出了教室。
青年毛澤東從未參加北大招考，自然無緣旁聽生之席位。他在北大圖書館管理閱覽室，不過毛是白天上班，恐怕分身乏術。
若說旁聽是一種大學傳統，偷聽纔是最可貴的自由。很多時刻，兩種行爲被混爲一談，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大學視旁聽與偷聽如洪水猛獸，如虛無縹緲的核輻射謠言，避之唯恐不及。我們不能說，被拒之門外的旁聽生與偷聽生裏，有多少個沈從文與成舍我；然而，從一個大學對待旁聽生與偷聽生的態度，可以窺見它與它一貫標榜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的距離。
蔡元培曾問李大釗對北大辦學方針的評價，李引了一句詩作答，近百年後的我們都應該洗耳恭聽：勝地自來無定主，大抵山屬愛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