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近世”是否具有“近世性”或“現代性” [①]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其答案不取決於這個問題本身，而是與論者對明清之際學術的性質的認識密切相關。因爲明清之際代表中國“近世”學術從宋學走向清學的一個重要轉型期。上述所謂“近世性”或“現代性”的問題，如果換一種表述，也可以轉陳爲這一“轉型”是否使中國“近世”哲學“轉”出了“近世性”或“現代性”的問題。因此，對於原問題本身，我們可以不必急於給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如果我們能夠先在地對這一問題的前提性話題，即明清之際的學術話語轉型做一個有針對性的解析，也許對深化原話題的探討會更有助益。
對於明清之際的學術轉型及其內涵和性質，學術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②]本文將不具體展開評判各派觀點的優劣，但筆者特別強調，對明清之際學術性質的研究和評價，應該注意解決好宋學與清學之間的複雜關聯，既要注意宋學與清學之間的革命性與斷裂性，又要兼顧二者的繼承性與連續性。如余英時先生就認爲，“六百年的宋、明傳統在清代並沒有忽然失蹤，而是逐漸地溶化在經史考證之中了”[③]。這樣的看法，可以說是採取了一種將宋學與清學“合而觀之”的態度（這是借用的吳根友教授的說法），這可能更爲符合思想史發展的實際，這樣的思路對於我們展開下文的討論和分析也極具參考和借鑑的價值。
筆者認爲，明清之際的學術話語轉型，如果用一句話來簡單地加以概括，就是從宋明時期的理氣心性之學向清代的經史考證之學的轉變。宋明學術的主流話語當然是儒學話語，而宋明儒學的主流話語則是以理氣心性之學爲核心的理學或宋學話語，但在理學話語之外，宋明時期的思想中還同時存在着兩股潛流，一股是經史考證之學，一股是經世致用之學。這兩股潛流在宋明儒家思想中雖只佔據次要地位，但是在“天崩地陷”的明清之際，由於一一系列內外機緣的共同作用，這兩股次要的潛流逐漸演變，蔚成大潮，並終於在乾嘉時期一躍成爲整個清代學術的主流，由此使儒學的面貌和方向發生了又一次重要的性的轉折。
一、明亡的衝擊與理學的危機
明清之際學術話語的轉型，首先是明朝滅亡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直接的和後果。江山易代所帶來的不同尋常的政治動盪和文化震撼，給了當時的知識階層以巨大沖擊。面對明朝土崩瓦解、滿洲入主中原的事實，儒家士大夫們痛心疾首，他們痛定思痛，幾乎衆口一詞地認爲，只有深刻反省前代學術，才能爲漢政治統治和文化精神的復興以及有效解決現實問題找到出路。於是宋明理學的霸權地位及其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宋學的學術理念及其造成的無可挽回的後果遭到嚴厲批評，從而引發了儒學發展史上一場深刻的危機。
當時的遺民知識分子們普遍把明亡的原因歸於理學的空疏無用和理學家的清談誤國。明亡後流亡日本的大學者朱之瑜在明清更迭的歷史教訓時，把理學比之於能工巧匠的雕蟲之技，認爲其弊病就在於“屋下架屋”而“無益於世用”。他說：“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屋下架屋哉？”[④]他引南宋事功派學者陳亮爲同調，主張“爲學之道，在於近裏著己，有益於天下國家，不在乎純弄虛脾，捕風捉影”[⑤]。方以智指斥宋儒蹈虛空談，認爲“宋儒惟守宰理，至於考索時制，不達其實，半依前人”[⑥]，“空窮其心，則倏忽如幻”[⑦]。黃宗羲批評宋明儒者空談性理，不務實際，民族敗亡，他說：“儒者之學經天緯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⑧]傅山亦批評宋明理學家崇尚空談，不務實事，他說：“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學者不得容易抹過。”[⑨]顧亭林認爲，理學末流實乃“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⑩]，他嚴厲譴責宋明理學家“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11]。
由理學的教義在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面前，顯得蒼白貧乏。理學家們儘可以把理氣心性之論談得玲瓏剔透，然而在他們的“理”、“心”之中，卻悟不出挽救社會危機的良方來。因此，朱、方、黃、傅、顧等在當時代表一時之風氣的學界重鎮，儘管學術方向和學術觀點都極不相同，但卻異口同聲地對宋明理學的空疏無用和空談學風進行了嚴厲譴責，這表明理學話語在當時學界已經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二、理氣心性之學的衰微與學術話語的轉型
借用余英時先生的“內在理路”說，我們再從思想史發展的自身來看，宋明理學發展到明末清初，也呈現出“風靡波頹不可挽”之勢。
首先是理學自身的發展，從內部孕育出了走出理學的因素。理學在北宋初興時，正值儒學歷經魏晉隋唐幾百年的衰微，爲了重塑儒家的權威，再造儒家思想的輝煌，以重新確立儒學的至尊地位和接續儒家的千年道統，理學的早期奠基者們一方面吸收釋老之學的思想和方法以充實自己的理論，另一方面大破漢唐傳注，從“舍傳求經”到“疑經改經”，使思想界吹進了一股新鮮的、生機勃勃的空氣。至朱熹而集理學之大成，建立起一套以“理”爲基礎的完整的理論體系。但隨着朱學的官學化，理學也漸次走向僵化。在科場，朱子語錄成爲士子們死記硬背的教條和獵取功名的工具。在學界，朱學以儒家正統自居，視其他學派爲異端，扼殺了學術爭鳴的空氣，同時也限制了朱學自身的發展。王x明爲了克服朱學“道器”爲二的矛盾，提出“致良知”之說，把外在的“天理”納入內在的“人心”之中，一方面完成了對“合人道與天道爲一道”的論證，另一方面卻又把作爲“人倫”根據的“天理”用事實上並無確定標準可循的“人心”或“良知”來界定，從而使儒家倫理準則變成了一個任人解釋的、遊移不定的理念。這就爲王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從理論上的崩解，打開了一個致命的缺口。陽明之後，王學走向分化。明萬曆時，風行於世的泰州學派，沿着王x明“致良知”之說走下去，到李贄時甚至出現了否定“存天理、滅人慾”，乃至“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羈絡”[12]的傾向，這就走到了王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反面。
其次，理學內部的學派爭執，導致儒學的理論重心向原典的迴歸。宋明學者之間關於理氣心性、本體工夫、天理人慾等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論，構成了宋學的核心理念，同時也形成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大學派之間的對立。兩派學者圍繞宋學的核心話題，各自提出了一整套言之鑿鑿的'理論體系。理學家們主張“性即理”，強調“道問學而尊德性”；心學家們則主張“心即理”，強調“尊德性而道問學”。兩派學者都宣稱自己的理論最符合儒家聖人、孟子的原意。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持續了五、六百年，也沒有得出一個讓雙方都能接受的結論。既然理論層次上的爭論已無法解決問題，回到儒家的經典文獻中去便成爲順理成章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