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碼轉換型會話含義分析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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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語碼轉換在社會語言學、語法學、心理語言學和會話分析等領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藉助具體的會話範例,從會話含義的角度探討語碼轉換現象不失爲一種有意義的嘗試。研究表明說話者可以通過恰當的中英語碼轉換,故意違反會話合作原則來表達特定的會話含義以達到預期的交際意圖。

語碼轉換型會話含義分析文學論文

關鍵詞:語碼轉換;會話含義;會話合作原則

一、引言

語碼轉換現象是語言接觸和跨文化交際的產物,是指在同一次對話或交談中使用兩種甚至更多的語言變體。語碼轉換近年來受到社會語言學、語法學、心理語言學和會話分析等領域學者的關注,出現了上述幾種不同的研究方向,分別揭示了語碼轉換的不同方面。有學者將語碼轉換的研究方向歸納爲“功能總結”方向和“理論化”方向兩大類。前者指研究者對語碼轉換的功能進行清單式總結,後者則試圖通過建立理論框架來對語碼轉換的功能和意義進行分析,其目的不僅是發現語碼轉換的功能,而且還要解釋語碼轉換如何體現這些功能。綜觀國內外有關語碼轉換的研究,功能總結方面的成果頗爲豐碩,而“理論化”方面則尚嫌不足。筆者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會話含義的角度探討說話人如何通過轉換語碼來表達預期的會話含義。

二、會話含義理論與語碼轉換

會話含義理論是理解自然語言的一種學說。會話含義是說話者通過故意違反會話合作原則產生的。Grice認爲在會話過程中,交際雙方都有相互合作、求得交際成功的願望;爲此,交際雙方需要遵守一些諸如真實、充分、關聯、清楚等的原則和準則[1],這就是所謂“會話合作原則”。Grice 的合作原則具體體現爲下面四條準則:

1.數量準則,即說話者只說交際所需要的信息;不要說多於需要的信息。

2.質量準則,即說話者不要說自已認爲是不真實的話;不要說缺乏足夠證據的話。

3.關聯準則,即說話要有關聯性。

4.方式準則,即話語要避免晦澀、歧義;說話要簡練和有條理。

Grice又指出,在會話過程中說話者並不總是遵守合作原則,很多時候他們會有意違反合作原則,通過會話含義達到交際的意圖。Grice把這種在言語交際中推導出來的隱含意義稱作“會話含義”。

Grice的會話含義理論中並未涉及通過轉換語碼來製造會話含義的情形。最先嚐試將語碼轉換同會話含義理論聯繫起來的是Gumperz,他提出語碼轉換的語用含義可以在Grice 的會話含義理論中找到理據。Gumperz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通過轉換語碼產生會話含義的情況。這個例子說的是在一節火車車廂裏,父親對走在前面且邊走邊左右搖擺的兒子說:

“Keep straight!Sidha jao (Keep straight)”. [2]

從會話含義的角度來看,父親的話違背了數量準則,因爲他在英語之後又用母語對英語表述的內容做了重述。父親之所以這麼做,不是因爲兒子聽不懂英語,而是因爲兒子對他的話置若罔聞,於是才改用印度語,希望通過母語來加強訓導的效果。

Gumperz還提出了情景性語碼轉換和隱喻性語碼轉換的概念。前者指那些由於情景的變化而引發的語碼轉換。後者則是指在情景不變的情況下,交際者爲了表達一定的交際意圖而實施的語碼轉換。情景性語碼轉換和隱喻性語碼轉換都有可能產生語用暗示或會話含義。尤其是隱喻性語碼轉換,它打破了情景與語言選擇之間的規約關係,產生了話語自身以外的信息,要求交際對象付出更多的氣力來對語碼轉換所蘊含的會話含義進行推理。

Gumperz將語碼轉換同會話含義聯繫起來的嘗試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認同。Milroy和 Muyskenn提出談話者能夠通過語碼轉換來傳遞特殊的語用信息。[3]黃國文也指出,在人們的日常會話裏存在許多獨特的語碼轉換情形,這些語碼轉換可以從會話含義的角度加以分析,其語用意圖或爲製造神祕氣氛,或爲縮短人際距離等。[4]

三、利用語碼轉換表達會話含義的途徑

根據Grice的會話含義理論,會話含義的產生源於說話者對會話合作原則的有意違反,亦即說話者違反合作原則是一種有意識的言語行爲。根據這一原理,說話者如果要表達某種意圖而又不便明說,就可以通過故意違反合作原則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就語碼轉換而言,說話者同樣可以使之違反合作原則的方式準則、質量準則、數量準則或關聯準則來表達會話含義。本文將摘取日常會話及影視作品中的典型語料來加以闡釋。

(一)違反方式準則表達會話含義

一般來說,在同一語言社區裏,人們通常採用相同的語碼進行交際;會話過程中也通常是以某一種語碼作爲貫穿始終的交際語言。而涉及兩種或以上語碼的語碼轉換情形,則打破了常規的單一語碼會話方式。因此黃國文指出,人們日常會話裏存在的語碼轉換情形,在實際的交際中通常違反方式準則。[4]說話者爲了實現預期的交際意圖,恰恰可以利用語碼轉換的各種功能,巧妙地在兩種或以上的.語碼中進行切換。成龍影片《尖峯時刻3》中有一段對白可以形象地說明這一點。影片情節如下:

香港警探Lee和美國警探搭檔Carter到巴黎追查殺害韓國大使的兇手,結果被三合會骨幹Kenji的手下抓到巴黎一處下水道里。Kenji曾經是Lee幼年時在中國孤兒院的玩伴及好友。限於篇幅,僅摘錄對話的一部分如下:

Kenji:Welcome to Paris, Lee.

Carter:Lee, you know this clown?

Kenji:Lee, tell him who I am. Don’t be shy. Introduce him to your “兄弟”。

Carter:“兄弟”? Your brother?

Kenji:He doesn’t talk about me much. In fact, he’s spent his whole life trying to forget me. How would it look if HongKong’s great Inspector Lee had a brother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law?

Lee:You are not my brother any more.

Kenji同Lee交談時突然在共用語碼英語中插入漢語語碼“兄弟”,其語用意圖是想通過“兄弟”兩個字喚起Lee對兒時的記憶,暗示他並沒有忘記過去的友情。Lee的回答沒有沿用“兄弟”而仍然使用“brother”則是在同時向Kenji和Carter暗示他將秉公執法,不徇私情。

之後Kenji轉而使用日語,同Lee談起以前在洛杉磯一次追捕行動中Lee曾經私放Kenji的往事。Kenji用Carter一竅不通的日語講述這段經歷,實際上是告訴Lee他不想讓Carter知道Lee以前的瀆職行爲。這符合祝畹瑾所述的促使人們轉換語碼的三種原因之一,即“不想讓在場的其他人知道交談的內容”。[5]後來Kenji發現Lee對他的這種“保護”並不領情,只好又切換回英語繼續交談,不再對Carter有所迴避。

Kenji的兩次語碼轉換行爲中,前者是通過句內語碼混用來表達會話含義,後者則通過句間語碼轉換不露聲色地向Lee傳遞了會話含義。與前者相比,後者所表達的會話含義更加含蓄,通常在不便明說或無需明說的情形下發生。

Myers-Scotton也曾經提供過一個類似的典型實例:有一對兄妹都是Bakukusu 人,哥哥經營着一個批發商店。有一次他的妹妹來買鹽,哥哥用第一語言Lubukusu 向妹妹打招呼,然後又馬上轉用當地的商用語言斯瓦希里語(Swahili)問妹妹買什麼。哥哥的語碼轉換違反了兄妹之間常規的交流方式,向妹妹傳遞了特別的會話含義,即提醒妹妹他是在做生意,希望妹妹不要指望從他那裏免費得到食鹽。

前文已經指出,人們日常會話及各類影視和文學作品中存在的衆多語碼轉換情形,大都可以歸入違反方式準則的行列。限於篇幅,本文不再贅述。

(二)違反質量準則表達會話含義

質量準則要求說話者不說自已認爲是不真實的話或缺乏足夠證據的話,但在實際生活中人們爲了表達特殊的意圖往往故意違反這一準則。違反質量準則的常見方式有誇大其詞或說謊,而被誇大的內容或謊言完全可以通過其他語碼來表述。試看下面一則對話:

甲:你還有幾篇作業沒寫完呢?

乙:哎!Uncountable nouns!

此例中,乙在用漢語發出感嘆之後,轉而使用一個語義誇張的英語名詞詞組作爲答語。“uncountable”一詞誇大了實際情況,違反了質量準則,卻形象地向甲表達了“作業太多、永遠做不完”的無奈心情。

說謊是生活中常有的事,但說謊並不一定產生會話含義。說謊有真說謊和假說謊之別。真說謊是爲了製造假象,矇騙他人,這種對質量準則的違反只會造成誤會,並不產生會話含義。假說謊則不但故意違反質量準則,而且還有意讓聽話者知道說話者違反了質量準則,這就使得聽話者去思索說話者的用意,因此能夠產生會話含義。利用其他語碼錶述假謊言不僅可以產生會話含義,還會起到額外的語用效果。下面是兩位英語教師之間的對話:

甲: 你星期天上午能不能幫我監考英語專業八級考試? 我碰巧有事。

乙: 要多長時間?

甲: 從早上八點到十一點半。

乙: Oh, sorry! I have an appointment that time.

本段對話中乙顯然是聽說要監考三個多小時纔要找藉口拒絕。此時如果用漢語直接拒絕可能會傷及對方顏面,如果用漢語表述謊言又有些羞於啓齒,畢竟說謊不是美德。乙巧妙地利用了語碼轉換的委婉功能,違反了質量準則,表達了會話含義,既達到了間接、委婉拒絕的目的,又緩解了雙方的尷尬程度。

(三)違反數量準則表達會話含義

語碼轉換的多種功能中有一種可以稱之爲復言的功能,即對剛剛說過的內容用其他語碼再重複一遍,這種復言具有突出語義的交際效果。復言功能通過同義轉換,提供了額外的信息,實際上違反了數量準則,因而可能產生會話含義。例如《圍城》中有一例:

“因爲他是博士, Ph. D. 。我沒有到過美國,所以沒聽見過他畢業的那個大學,據說很有名, 在紐約,叫什麼克萊登大學。”[6]

此語是陸子瀟向方鴻漸解釋爲什麼韓學愈的薪水比其他系主任高時說的話。通過附加“Ph. D.”這一英語語碼,陸子瀟向方鴻漸傳達了明裏羨慕、暗裏不服氣,同時又對學校薪金制度不滿等多重會話含義。

(四)違反關聯準則表達會話含義

當交際一方對另一方的問話不想正面作答時,除了沉默之外還可以採取“顧左右而言他”的策略。這種“言他”的行爲同樣可以通過語碼轉換來完成。例如:

甲:呵呵,你英語考試怎麼又不及格!

乙:Go to hell!

乙的回答表面上看與甲的問話不存在關聯,但實質上卻表達了對甲及其話題的不滿。此例雖然違反了會話的關聯準則,但卻體現了語碼轉換的委婉和迴避功能,減弱了答語的不禮貌程度,實屬會話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的巧妙結合。

四、語碼轉換產生會話含義的理據分析

社會語言學及語用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以爲語碼轉換能夠產生會話含義提供理據。美國社會語言學家 Myers-Scotton提出的標記模式理論把語碼轉換看作是說話者協商雙方權利與義務的一種手段,認爲會話交際中語言的選擇是社會因素和自身動態考慮相互作用的結果。[7,8]該理論將語碼轉換劃分爲有標記轉換和無標記轉換。作出無標記的選擇意味着說話者在協商遵循社會規範、維持各自的權利與義務現狀;作出有標記的選擇暗示着說話者在常規化交際中違反無標記選擇準則,試圖協商一套新的權利與義務均勢。本文涉及的爲表達會話含義而進行的語碼轉換就屬於有標記轉換。有標記的語碼轉換意味着說話人試圖偏離和改變所預期的、現有的權利和義務關係。這種偏離和改變會迫使聽話者思索說話人的用意。後來,Myers-Scotton 等人對標記模式理論進行了修正擴充,認爲說話者是理性的行爲者,特定會話中的語碼轉換是基於認知基礎上的,是說話者以最低的代價獲得最高利益的一種“算計”行爲。

我們也可以從語用學家 Verschueren提出的順應理論中獲得依據。順應理論認爲語言的使用是語言使用者基於語言內部或外部的原因且在不同的意識下進行語言選擇的過程。他認爲人類自然語言具有順應性。順應性是指人類在高度靈活的原則和策略指導下選擇語言,其背後實際隱藏着語言使用者的目的和動機。語言使用者之所以要進行語碼轉換,是爲了能夠接近或實現自己的交際目的,而爲了實現這種目的,語言使用者會使用一定的交際策略,語碼轉換就是其中的一種策略。順應包括順應語言現實、社會規約和心理動機三個方面。[9]本文所舉的以會話含義爲目的而進行的語碼轉換主要體現了順應社會規約和心理動機。

無論是社會語言學家還是語用學家都認爲語碼轉換是一種交際策略,說話者通過這種策略,產生了話語自身以外的信息,要求交際對象付出更多的氣力對之加以推理。會話含義即由此而產生。

五、 結語

利用語碼轉換表達會話含義是說話者將語碼轉換的特殊語用功能和社會功能同會話合作原則加以巧妙結合的一種有目的、有意識的交際手段。迄今爲止,從會話含義角度對語碼轉換進行的研究還未見系統的理論模式,本文只是在現有語碼轉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着將語碼轉換同會話含義理論結合起來,探討通過轉換語碼來表達會話含義的實施途徑,並試着從已有研究成果中找到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GRICE, H.P. Logic and Cole P. & J. Morgan[M]//Syntax and Semantics 3. NY: Academic Press, 1975.

[2] GUMPERZ, J.J. Discourse strategies[M]. Cambridge,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and Sydney: CUP, 1982.

[3] MILROY ,MUYSKEN. One speaker, two languages: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ode-switching[M]. New York and Melbourne, 1995:278-279.

[4] 黃國文. 英語語言問題研究[M].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5] 祝畹瑾. 社會語言學概論[M].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6] 錢鍾書. 圍城[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7] MYERS-SCOTTON, C. Contrasting patterns of code-switching in two communities[M]. //In Code-switching: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ed. Heller,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8.

[8] MYERS-SCOTTON, C. Common and uncommon ground: soci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in code-switching[J]. In Language in Society,1993(22):475-503.

[9]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on,New York,Sydney,and Auckland:Arnold.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