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方文化語境下華人形象的生成

學識都 人氣:8.94K

“東方是被東方化了的東方”

論西方文化語境下華人形象的生成

曾經,或者甚至是現在,對於很多的西方人來說,遙遠中國是一個神祕的國度。雖然生活在西方發達國家裏的大部分民衆生活富足,有機會經常外出旅行,有先進的信息時代技術,但是也許和西方自身的文化特質有關,西方人這方面表現出來的無知程度是令人難以置信的。1840年中英戰爭摧毀了清王朝,也改變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中國成爲侮蔑和嘲諷的對象,中國人是隨時可能氾濫成災的黃禍,不可救藥的煙鬼。對於這個遙遠的神祕東方國度,西方人眼中往往是關於他者的、東方主義式的、構築的天堂與地獄式的想象。在西方的文化視野裏存在着馬可·波羅天堂般先進的中國,那是遙遠的記憶中的印象,另一個是落後而且黑暗的中國,那是1750年前後。西方人對中國的形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不再令人仰慕而是令人鄙棄。直到20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也依舊錶現出兩個極端:可愛與可憎,可敬與可怕,實際上是近千年歷史中無數次典型經驗的積澱和濃縮。

1840年以來描寫中國的文學給人的印象是“黃禍論”或對小腳女人的好奇。對中國事物的態度由幾百年前的崇敬到詆譭,喜好到厭惡,由好奇到蔑視。一個典型的例子要屬我們熟悉的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儒勒·凡爾納一生從未到過中國,但卻寫出了《一箇中國人在中國的遭遇》,據說開始準備寫作時,儒勒·凡爾納大量閱讀了關於中國的一切,主人公的名字“金福”以及大量對於中國風土人情的細節便來自於此,在文本和想象中,《一箇中國人在中國的遭遇》塑造了一個遙遠而破敗的異邦。《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對中國的態度也體現在他的《魯濱遜二次漂流記》(1719年出版)中。在此書中笛福描寫魯濱遜來到了中國。笛福借魯濱遜之口把中國富足文明的形象顛覆,政治、經濟、貿易、軍隊、科學不能與歐洲相比。同時,魯濱遜也貶低中國人的品性:中國人貧困、狡詐、怯弱、愚昧而又自以爲是。1720年,笛福又出版了一本《魯濱遜感想錄》。這時他再次談到了中國,但似乎更關心中國人的靈魂,內容與《魯濱遜二次漂流記》相似,以批判爲主。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諸如1938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以中文爲母語之一的著名美國作家賽珍珠的代表作品,農民史詩長篇小說《大地 》(The Good Earth) 三部曲等小說的中國人形象,這個傳教士的女兒在鎮江經歷了她人生的早期歲月,有着“中國故鄉”的賽珍珠對中國的理解自然與從未到過中國的儒勒·凡爾納不一樣。賽珍珠用“王龍”作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瑞典學院常務祕書佩爾·哈爾斯特龍對賽珍珠的授獎辭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方式與他的先人在數不清的世紀裏所過的生活並無二致,而且他有着同樣素樸的靈魂。他的美德來自一個唯一的根源;與土地的密切關係,正是土地生產出莊稼來回報人的勞動。將王龍創造出來的材料,與田野裏的黃褐色泥土一般無二,他帶着一種虔誠的喜悅把他的一點一滴的精力都給予了這黃褐色泥土。他和大地屬於同一個起源,隨着死亡的來臨二者將合二爲一,那時他將會得到安寧。”這些對賽珍珠作品的描述不免讓人聯想到同樣是描寫中國農民題材的中國當代作家餘華,和在五十餘年後餘華創作的長篇小說《活着》、中的中國人形象。雖然賽珍珠在中國生活工作了近40年,但是我們還是不難感覺出在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形象理解和描述上的差異。信仰和風俗類的東西就很容易因爲文化根本上的不同而被異化進而妖魔化。而餘華作爲80,90年代的作家,小說在形式和語言上作過大膽的試驗與探索,語言感覺與法國新小說相似。在敘述態度上,餘華追求羅伯·格里耶的“零度狀態寫作”,即“無我的敘述方式”。讀他的《活着》和讀賽珍珠的《大地 》有讓人相似的體驗。而且餘華提供了歷史的另一種敘述方法的同時也和同時代的中國作家一樣在寫作成長過程深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把餘華和賽珍珠作品比較我們可以感覺到一個母體文化進入血脈後的類似基因對各自作品的影響,即使後天有種種強烈的個人傾向性和外界影響,在文本中還是很容易分辨出各自的語言感覺,行文方式,還有若隱若現的立場。

異國形象是社會的集體想象物

個人對異國現實的感知與其隸屬的羣體和社會的集體想象是密不可分的。形象學家莫哈認爲大多數人往往不是通過他們自己的直接接觸去感知異國,而是通過閱讀作品或其他傳媒來接受異國形象的。即使他們有機會親赴異國,他們也會是社會中人,與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多少少自覺不自覺都會在這種文化大背景中來解讀異國形象。作爲文化“他者”的中國出現在西方文化語境當中,充滿異國情調。西方文藝作品中的中國人或者邪惡狡詐,或者謙卑柔順。這些中國人的形象通過各種西方文藝作品在西方或者全球傳播,首先會影響西方對華人和中國文化的認知和理解,從某種程度上加深西方對東方文化的瞭解和誤讀。其次,通過各種文藝作品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些中國人的形象會一再加強觀衆認同西方文明的慾望,不斷加強西方中心的主體意識。比如電影作品《上海風光》中的金斯林身着旗袍,髮飾怪異誇張;《末代皇帝》裏的中國宮殿雄奇壯麗,宮女們個個面塗粉,日本女子般的紅色小口、眉眼細長,太監半男不女,等等。在西方影人的鏡頭裏,中國呈現出一派奇異的東方的異國情調。無論是《末代皇帝》中的宮殿,還是《庭院裏的女人》中的江南庭院,《天浴》中的神奇草原,在他們面前,“中國”以與西方迥然不同的景觀在熒幕上鋪展開來。是一種被選擇的風景。

西方對於中國形象的塑造是有一定的歷史延續的,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結構中,潛在的中國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觀經驗或外在經驗都更加堅定穩固,更具有塑造力和包容性。文藝作品當中的中國人的形象呈現出歷史的一致性、穩定性和延續性。

於是,我們說西方文藝作品塑造中國人的形象會受到至少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現實中的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二是西方文化觀念中的“中國形象的原型”。 因此,“東方是被東方化了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