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現代:關於胡適宗教與民族思想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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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胡適 宗教思想 思想

傳統與現代:關於胡適宗教與民族思想的考察

[論文摘要]胡適作爲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其思想已成爲中華民族遺產的一部分。胡適的宗教與民族思想作爲其思想和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我們研究當今的宗教與民族的問題有着重要啓示和意義。胡適關於宗教問題的研究,其態度是理性主義的,其方法是實驗主義的;而胡適的民族思想則是感性主義的、愛國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傳統與現代的糾纏貫穿在他的宗教與民族思想中。

胡適是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直至今日,他的思想言論仍受到廣泛關注,圍繞他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以其爲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多次舉行。胡適的思想與學術,已成爲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傳統與現代依然糾纏不清的今天,從傳統與現代的角度考察胡適的宗教與民族思想,對於我們研究和思考當今的宗教與民族的問題有着重要啓示和指導意義。

一、胡適的宗教思想

在宗教問題上,胡適算得上一個啓蒙思想家,因爲他對傳統宗教的批判是理性主義的,因而完全區別於信仰主義的宗教神學。同時,他的宗教觀在理論形態上與傳統儒學的無神論宗教觀也極爲不同:一方面,現代意義的啓蒙宗教觀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內容,而傳統的無神論思想在政治上則是維護當時的封建君權和封建制度的;另一方面,現代意義的啓蒙宗教觀廣泛引進並運用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特別是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以及由此推演出的進化論,把它們作爲自己的啓蒙宗教思想的科學根據。對於宗教,胡適說道:“我們對於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應該研究他在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影響:‘他產生了什麼樣子的禮法制度?他所產生的禮法制度發生了什麼效果?增長或是損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麼樣子的國民性?助長了進步嗎?阻礙了進步嗎?’這些問題都是批評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的標準。”〔‘〕也就是說,胡適對於宗教問題採用的是他從杜威那裏學到的實驗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的,具有明顯的現代風格。從實驗主義的方法出發,他指出,對任何理論、主張,以及宗教信仰,我們都不應迷信,而應“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

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着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纔奉爲定論。;(2l顯然,胡適對於宗教的態度和方法受近代西方的影響極大。

五四時期是中國啓蒙思想運動的高峯,其中批判宗教神學和世俗迷信的啓蒙宗教思潮佔據突出地位。胡適運用從杜威那裏學到的實驗主義方法,開闢了對中國傳統宗教的史學研究。胡適站在科學的立場上,對宗教有神論持徹底否定的態度,並主張以科學代宗教。在他看來,自然科學特別是達爾文進化論提供的科學證據,已經打倒了二千年來倍受尊敬的宗教。他不僅否定基督教的基本教義,還譴責基督教所謂的平等和博愛是虛僞的。對於影響中國人很深的佛教和道教,他更是反感,一是因爲佛道二教教義中都“充滿了驚人的迷信,’;二是他認爲和尚道士都弄虛作假、僞造經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適一方面認爲,佛教傳入中國,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不幸;另一方面,他又積極利用敦煌文獻資料,運用考證的方法進行中國佛教史,特別是禪宗史的研究。他把禪宗的頓悟看成是一種“自然主義人生觀”,是打倒佛教舊說的一種革命性的個性解放。他的《荷澤大師神會傳》通過對神會的研究來破除神會在禪宗史上所作的神祕主義的附會。儘管胡適的這些研究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贊同,但他的方法還是具有啓發意義的。他既應用了傳統的考據方法,又不拘泥於傳統考據學的一字一句之辨,而是從宏觀上把握整個禪宗的歷史發展問題,着眼點放在剝開蒙在禪宗史上的那一層神祕主義的外衣。他的道教研究主要表現在《陶弘景的真浩考》上。經過研究,他認爲《真浩》中有20章之多是剿竊佛經《四十二章經》。不僅《真浩》如此,整部《道藏》大多如此。

對於儒教,胡適既反對和批判其麻痹和奴化民衆的一面,又希望對儒教進行改良而成爲現代宗教以發揮其社會教化功能。1933年7月,胡適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應邀主講儒教時指出,同一切宗教一樣,儒教也是“和社會教化的大體系,歸結卻都變成了信條和儀式的奴性的守護者”。[3]0對於這樣的儒教,胡適堅決反對。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所極力主張打擊的“孔家店”,就是指這種掛着招牌的儒教。胡適指出,儒教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到思想家的批評和攻擊了,何況在現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據此,胡適把二千年來的儒教判爲吃人的禮教,在他的筆下,中國傳統中的'獨有的寶貝和驕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等等,其中的大部分顯然是宗教化的意識形態的產物。這些因素在封建皇權和文化傳統的交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地得到膨脹和發展,又不斷地滲人佛教和道教的影響,致使這些消極因素大大超過了合理因素,因而是需要堅決打擊和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