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義父說：“如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鬧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 (由此觀之，士大夫文人所作的雅詞，講求音律，用詞精妙，是可“讀”之詩。其實，絕大多數聽衆不可能是飽讀詩書之人，可“讀”之詩往往艱澀難懂。在秦樓楚館中，那些可“讀”之詩，絕大多數的消費者都不願意聽，也聽不懂。演唱者爲了取悅客人，增加“票房”收入，也不願意唱那些可“讀”之詩。柳詞之所以風靡全國，以至“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原因是他的詞作具有通俗性、可讀性、時代性和創新性，也是他主動適應文化市場的需求，重視市民文化消費水平及其心理，滿足廣大人民羣衆文化需要的結果。
總之，柳永在宋代文化轉型的特定環境下，走平化創作道路，重視吸收民間的藝術，不斷開拓文化市場，成爲當時最流行的詞作者。北宋詞壇並不是一支獨秀，那些專營雅詞者，其詞作也在傳唱。不過，與柳詞相比，相距甚遠。“柳永熱”的出現，是社會文化的轉型和市民文化消費意識的轉變的必然產物，它將封建的貴族和士大夫的目光轉移到紅紅火火的民間，引領他們走進民間，關注民間的民情體悟民間的風情，歌唱民問的真情。正因爲士大夫文人不同程度的參與，才使詞擺脫“詩餘”的從屬地位，併成爲雅俗共賞的新文化，這種變化，促進了通俗文學的發展，爲元曲和雜劇的繁榮和發展開啓了先河。柳永在推動通俗文學的發展方面是功不可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