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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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據可考的楚國信史是從商末周初開始的,《史記?楚世家》載商代末年周文王之時’楚人的先祖驚熊曾“子事文王”’“以文王之師"。又記驚熊曾孫“熊繹當週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史記?楚世家》),楚正式受封立國。至東周時期,楚已發爲決泱大國,創造了豐富燦爛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在相古代文搬勵傾巾挪龍要作用。

楚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論文

楚文化不僅體現了楚國的物質文明,而且還體現了它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反映了楚國社會發展的諸方面。究其產生與發展,離不開當時社會的大背景,那就是中國古代文明是一種獨特的禮制文明產生和發展的。尤其是青銅時代的夏商周三代是一種禮制性的社會,禮制既是生活習俗,又是思想信仰,更重要的還是政治制度,三代的統治者正是憑藉禮制來保證等級關係、維繫社會秩序的,“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成了治國安民之根本,形成了中國古代獨特的禮儀制度與禮制文明之模式。作爲這一社會秩序和制度的物化形式——青銅禮器也就出現了。“禮,所以指文明社會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器,則所以藏此制度。”因此,青銅禮器則包含着政治內涵、思想內涵及等級觀念、等級制度之內涵,成了政權的象徵、等級關係的標誌。“禮制”即“以禮來治”,“以禮來治”成爲各地域政治、思想、文化等由多元走向一統的最有效的促動力,從而構成了三代時期統一的禮制文化共同體。楚文化正是在這種禮制文化的大背景下產生和發展的。

文獻記載秦對楚的兼併戰爭時曾有一種說法,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又載民謠,“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說明當時只有秦和楚能夠統一中國,秦、楚是兩個最強盛的國家。雖然楚國最後爲秦所滅,但是其所創造的文化對於統一的漢文化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考古學文化看,長江流域西漢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多沿襲楚文化因素。兩湖地區(湖南、湖北地區)發現的西漢墓葬中楚文化因素是非常明顯的,墓葬中多用撐內分箱的楚式棺撐形制,墓主的`裝瞼也採用楚式絞表之制,隨葬品,尤其是漆器工藝多表現出楚式風格。這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都有明顯的反映。即使是西漢時期的吳姓長沙王墓也表現出濃厚的楚國喪葬禮俗特點。可以看出,兩湖地區西漢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是漢制之中揉以楚制,以楚製爲主。當然,這種喪葬禮俗上與中原的差異性,到西漢後期逐漸縮小,統一性進一步增大,但源於楚制的木撐墓在兩湖地區一直很流行,類似於中原的磚室墓,大約是王莽時期纔出現。這既說明了漢制代替原來傳統葬制的不平衡性,又反映出楚文化對於兩湖地區以及江浙皖地區西漢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曾有過非常重要的影響。

嶺南兩廣地區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域,有着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發生了大的變化。從墓葬形制看,基本上是撐內分箱的楚制。墓葬隨葬品的文化面貌也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主要有三種文化系統的器物組成。一種是楚文化系統的器物。如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既出有楚式銅鼎,還出有仿楚式的陶鼎48;一些中型墓中,也多見楚式或仿楚式的鼎、壺、暑、盤等禮器。另一種是秦漢文化系統的器物。如蒜頭壺、扁壺、婆、釜、釜額、漢式鼎、鑽、圓壺等,這類器物在嶺南先秦時期的墓葬中不見,而大量見於嶺北各地的秦漢墓中,屬於典型的秦漢式器物。再就是本地傳統的越文化系統器物,如越式鼎、各式各樣的印紋硬陶器等。南越國時期墓葬隨葬品的文化面貌,已徹底改變了先秦時期本地越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的轉變,應是由於秦漢大軍的大舉南進,將嶺北兩湖地區的楚文化迅速帶人嶺南所致,呈現出漢制、楚制、越制的融合體,尤以越制揉以楚製爲其特色。

楚國的意識形態對漢代有更強烈的影響。東周時期百家爭鳴,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在長江流域的楚地產生了老莊學派,形成了道家思想,是楚文化精神文明之重要內涵。楚墓當中出有各式各樣造型奇特的神怪之物,如鎮墓獸、虎座飛鳥、鹿角飛鳥、鹿角神坐、神樹、羽人以及人物龍鳳帛畫、十二月神像帛畫等。《楚辭》大量地描述了天地、山川、神靈與人間活動交織在一起的內容。出自戰國楚人之手筆的《山海經》也大量充斥着各種象徵自然現象的神怪。這些應當與楚地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意識形態有關係,包含着人與神溝通、人與自然協調的寓意。楚地的這種文化觀念及社會背景應當對道家“天人合一”、“天道自然”等思想的產生起到了重要作用。湖北荊門戰國楚墓中出土《老子》簡書,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黃帝四經》帛書,反映出黃老學說在楚地的流行。

秦柞短暫,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皆出自楚地。陳勝建“張楚”,項梁立懷王,項羽尊義帝,均是舉楚之幟以滅秦。高祖劉邦及興漢功臣集團也多出自故楚之地。因此,在西漢前期楚文化又得到了極大程度的復興,尤其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倡導道家的尊天道重自然、崇道德尚無爲、明變化歸本一的黃老學說,信奉“行道德”、“倡仁義”、“順民心”之信念,採用“無爲而治”、“以民爲本”的政治主張,穩定了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了經濟生產,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也成就了武帝時期的繁榮和昌盛。

總而言之,江漢地區在商時期就受到中原商系禮制文化的強烈影響,形成了商文化大系下的一個文化類型,納入到商文化大系之中;西周時期,周系禮制文化成爲這一地區的主流,主導了這一地區禮制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春秋時期,楚承襲周系禮制文化迅速發展,成爲獨樹一幟的楚系文化體系;戰國時期,不論是考古學文化覆蓋區域還是疆域所控區域,楚國已是“半天下”了。楚人亡秦興漢,楚文化對統一的漢文化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