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爲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爲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日益成爲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4-255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上述的世界文學及其背景，雖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但卻是世界現代史上的文化全球性最早的開始，其中已經包含現代全球化的意義，這就是一個民族的經濟與文化活動，並不僅是單純地屬於本民族，只在本國本民族中得到交流和享用，而是從國家和民族的閉關自守狀態下襬脫出來，成爲具有某種共同共通的經濟與文化交往交流的關係，雖然這些國家和民族之間在這種關係中的地位、作用、利益是並不相同的，但趨向卻是從封閉、隔絕、拒斥而走向超國界的交往與交流，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初步的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開始。
我們看到，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作爲民族化的對立矛盾存在是單極化。由於國家、民族的強勢不同，在經濟和文化交流中的利益要求也不同，超越平等互利的原則的“全球化”則將導致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經濟、和文化的衝突，甚至會走向嚴重的單極化。法國家弗朗索瓦·沙奈說“‘全球化’這個詞可能會掩蓋一個事實：資本全球化的一個主要特徵，恰恰是將國際和國內雙重的單極化運動融爲一體，構成資本全球化的中心。單極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資本能夠更多地從中受益。全球化運動結束了已持續了一個世紀的融合和趨同趨勢。”沙奈繼續分析全球化過程中國家利益的不同，他說：“單極化首先是國際範圍的，它使處於世界壟斷中心的國家、與中心的國家合作的國家和位於周邊地帶的國家之間突然形成巨大的鴻溝。……完全處於對外直接熱潮邊緣的國家，在國際政治體系和不平等貿易的共同作用下，不僅成爲附屬國、原料儲備國，而且完全如同帝國主義‘經典’時期一樣：對於處於世界壟斷中心地位國家和公司來說，這些國家實際上已經不再有任何經濟或戰略（冷戰結束）意義。”（注：弗朗索瓦·沙奈著，齊建華譯：《資本全球化》第18-19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之間在經濟利益上是如此矛盾，在文化上雖不是像經濟單極化矛盾表現得那樣直接明顯，但文化價值的認同、文化地位的確認、文化市場的競爭，如此等等的矛盾，還是普遍存在的，並有多極與單極的矛盾鬥爭，有時也是比較激烈的。歷史與現實都是如此。
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與結構中，民族文化的充分存在與地位肯定，是全球化的多樣性保證。必須承認，在當前世界的現實格局，每個民族不論其大小強弱，都各有其文化存在，並也具有文化的精華與貢獻，由於這種歷史與現實的存在，世界文化纔多姿多彩。但由於各民族的歷史發展不平衡，在現代世界上展露的程度不同，被人瞭解的先後不同，因此，在全世界上的顯現程度上很不相同。全球是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全球，因此不僅各個民族應被確認，它的文化也應予確認。要想促進文化的全球化，則須將世界各個民族的優秀的先進的文化，廣泛地納入世界的平等文化格局之中，成爲世界多元格局的多樣性的文化存在。在當前的世界範圍內全球化問題大討論中，許多有識之士無不擔心全球化民族應有的存在地位與命運，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地位與命運，這並不是杞人憂天的多餘之慮。聯合國前長加利在南京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發表題爲《多語化與文化的多樣性》的，他說：“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世界化並不僅僅侷限於商貿往來或信息交流的全球化。從‘世界化’這個詞最廣泛的含義來看，它首先對文化產生影響。”他特別提醒人們：“也許大家並不都知道，每兩個星期就會有一種從世界上消失。隨着這一語言的消失，與之相交的傳統、創造、思想、歷史和文化也都不復存在。”加利對於這種文化境遇的危機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我們處於一種相悖的境遇中：國家在贏得主權的同時也在失去主權。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產生國際性的影響時，它便贏得了主權。當一個國家的政治在越來越多的方面更多地依賴於其他國家，尤其依賴於凌駕於國家結構之上的新興權力時，它便失去了主權。因此，從全球的角度來思考，在世界化破壞民主之前讓世界化得以民主化，這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只有國際各個權力層次都行動起來，只有保護語言和文化的多樣化，國家關係的民主化才能得以實現。”（注：轉引自許鈞：《語言··文化的多樣》，2002年6月28日《文匯讀書週報》。）加利的看法是很有實際針對性的，他似在提醒許多弱勢民族與國家，不要在全球化的這個必然走向中忘記和喪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地位，也就是必須保持全球化進程中民族文化的地位，不然就是強勢文化的單一化、單極化。文化在全球化中有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存在纔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全球化。
從發源於商品經濟和世界貿易經濟交往關係並與之一起出現的世界文學與文化的交往關係，到今天全球性的經濟與文化交流與合作，有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這個歷史潮流發展程序就是向全球化進展的程度。如果對這個時間過程和實現的程度進行一下測量，就不難發現，文學或文化的全球化，不僅在時間過程中有從無到有的程度，從少到多的程度，還有從交流到合作的程度，從更多的被動接受到自覺拿來的程度，從接受別國到與別國平等交流的程度。這種種不同的程度，就是文學和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限度。在今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種限度將長久地存在下去，只要民族還存在着，它就幾乎是一個無盡的過程，而文學或文化全球化問題的提出，就要人在理性上認識這個限度，找到克服限度的正常的方法和策略，求得用全人類創造的先進的優秀的文化和文學來豐富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文化，擴大這種文化的共享，以便盡皆更好地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對於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參與文化的全球化，其前提條件和基礎條件是參與經濟的全球化，要成爲世貿組織中的平等一員，沒有經濟上的力量與地位，文化上的參與力量是很受侷限的。在當今世界上文化力量是受經濟力量所支撐的，世界格局中的文化權力，歸根結底也是經濟的權力。因此我們看到，在當代世界中，經濟上落後的國家根本發展不起來自己的文化，自然也不會在全球化文化中佔有自己的地位，這是必須改變的歷史局面。尤其是當今世界的經濟化、藝術經濟化，使經濟直接成爲藝術文化的載體和依託，這更造成了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文化發展力的侷限，也更見經濟發展對於文化發展的意義。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沒有經濟實力的保證，必然難於實際參預文化全球化的格局。美國不論有多少個哥倫比亞、三星、福克斯、環球公司賣給外國，它們生產的影片在口味上仍是美國的，這可以說是經濟的文化消化力。
文化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個國家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影響與接近。這其中的基元因素是民族文化，無數的民族文化構成爲世界性的全球文化。所以，這種全球化絕對不是脫離民族文化而存在的超民族文化的文化。因此，爲了推動文化的全球化，並不是在民族文化創造中可以削弱和消解文化的民族性，而必須是認真地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創造有充分特點的民族文化，所謂“越是民族的越可能是世界的”說法，也是指向這個意義的一種論斷。我們從已往的世界文化和文學的交流經驗中，可以充分了解到，真正能走出國家、走出民族天地的，乃是那些原本屬於本民族文化中的出類拔萃的珍寶。在今後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中，最先最充分地成爲全球共享的文化，也必然是這種文化。
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東的矛盾衝突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自19世紀以來，西方的殖民主義政策比較普遍地施展到東方，經濟上的掠奪，政治上的壓迫，文化上的統治，使東方各殖民地國家的各族人民飽受苦難，在文化上的破壞和阻撓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這時的文化交流主導形勢是單向的西方“送來主義”，而東方文化除了可以掠走的物質文化產品之外，其餘許多都是不被承認的“落後文化”。這種文化上的不平等，更體現爲西方強勢文化的話語權力和文化霸權，對東方文化形成了西化的威脅。所以，真正的文化全球化，決不是消解東方文化的“西方化”，而是平等的交流和互補，向着更大程度的世界文化的生成和發展的目標切近。這個目標要求東西方都得實行平等的開放政策，就如同經濟上的開放政策一樣，以促進人類先進文化的共享。儘管文化全球化中，還有意識形態的差別，價值觀念的不同，這都是一種阻礙條件，也是文化全球化程度的一種限制，但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互依，終究會找出解決交流接近的方法的。實際上21世紀的開始已經預示了非常好的兆頭。
在文學與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學或文化藝術理論的全球化，不僅具有更爲廣闊的天地，也是司以走在其它文化存在的前頭，成爲進一步促進文學與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先導。由於在人類的文化藝術發展中，有很多共同的規律，也有許多民族的特殊性，文學和文化的理論不過是這些現象的科學揭示和具體規律的。這些作爲理論形態的存在，如果真正的具有科學性，同時也必然具有相當廣泛的適用性，其理論範疇在不同國家、民族之間也自然具有對應性。由於各民族之間的歷史差異、文學與文化差異，也會造成理論範疇的差異，甚至是範疇有無的不同。在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對於其他國家某些概念範疇的採用，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常事，只要是成爲表意的符號，儘可以他爲我用，不必認爲是“失語”，中國的佛禪文化史已早有成功先例。例如“覺悟”、“化身”之類，不僅是佛家用語，也是世俗用語；在世俗用語中，已被賦予世俗所指意義。在文藝理論中實際也有許多這樣的範疇概念，如“悲劇”、“典型”、“誤讀”、“文本”等等，都是正常交流引入，自覺的吸收，並不體現爲話語的權力。
在全球化文學與文化語境中，世界各民族本土文學與文化的發展程度，是本土文學與文化克服參與性的限度，並是最大可能參與全球化文學與文化創造的保證。因爲全球化的文學與文化是以民族本土文學與文化爲基本條件的，如果沒有本土的文學與文化基礎就沒有全球性文學、文化：只有當各民族以優秀、豐盛、特殊的文化藝術匯成爲全球化的文化藝術之後，始有這個共享文化藝術的存在。因此，對於中國的現時的文化藝術創造者來說，要想融入全球化的文化藝術格局，放眼世界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創造的立足基點必須是本土的，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非中國人創造不出來的文化藝術。而我們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方針，正是創造這種文化藝術的原則保證。
我國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由於經濟的文化的科學的發展水平的限制，在總體文化狀態上尚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當前對於世界性的文化或“大衆文化”的涌來之勢，我們以什麼對策消解它的副作用，建立我們的文化安全體系，不使它左右我們的文化市場；而且我們生產的文化藝術產品，不僅要有相當水平，還能打出去，走進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果對等交流，我們手中也能有足夠的交流對象，這的確是一個迫切的現實課題。以電影、劇來說，涌入中國本土的已有不少，而且會越來越多；我國生產的能進入歐美地區的卻非常少。何況，輸出的作品常常是我們的生產有適應外國人的傾向，而外國輸入進來的卻有讓接受者適應西方的傾向。如果這種趨勢不能遏止和改變，而是無限發展下去，那在文化上確實有全球化帶來“西化”和“同化”的危險。要避免和防止這種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我們除了必有的保護措施之外，還必須在深厚的民族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廣泛地、高質量地創造我們的文化藝術，不僅以之供給國內的大衆，也能不斷增強走向世界的勢頭，以期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以現代化的文化大國、強國的姿態，出現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