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李健吾和沈從文是現代有影響的批評家，作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文學批評，既有共同的特徵，又有各異的風采.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二者在“人性”的旗幟下的對於文學批評有不同的言說:都強調“人性”，但內涵不同;表達方式不同;批評原則不同;的使用不同，從中可以看出“京派”文學批評的特點.。
論文關鍵詞:人性內涵;表達方式;批評原則
在中國史上，曾活躍着一批強調人性、並以此爲出發點來談創作與批評的作家和批評家，他們大多是一些自由主義者，如周作人、梁實秋、沈從文、李健吾等，雖然他們的自由主義立場，使得他們和現代主流文學陣營之間存在着相當的距離，甚至因此而受到主流文學陣營的批判。但是，他們的文學理論主張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形成了一股自由主義文藝思潮，尤其02世紀03至04年代，李健吾與沈從文兩位都以作家的身份介入到文藝批評中，他們的批評活動共同顯示出當時“京派”作家致力於文藝批評的實績。但同樣是自由主義者，同樣是強調人性，他們又是有差別的。本文試從李健吾和沈從文文學批評的比較中，揭示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文學批評呈現出的不同面貌。
作爲作家，沈從文在文學創作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小說和散文;李健吾則除小說、散文之外，戲劇方面尤有成就。作爲批評家，她們的文學批評在接受西方現代批評理論的同時，也非常注重批評傳統，並把二者同當時的中國大背景結合起來，試圖整合成一套具有時代與特色的理論體系，反對文學的化、商品化，支持文學的獨立品格，從而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走向自覺的批評。兼具作家與批評家的雙重身份，使得他們的文學批評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時，在“人性”的旗幟下，又有着不同的言說。
首先，他們都強調文學批評中應重視“人性”的表現。李健吾主張文學應該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他說:“一切是工具，人生是目的，世態是理想化的人生。”他認爲，“人性”就是“人生”的具體表現。只有抓住了人性，表現了人性，纔算是抓住了人生，表現了人生。所以，在他的文學批評中，就把是否表現了“人性”作爲評價作品的一個標準。作爲“京派”一員的沈從文也反覆強調“一切作品皆應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偉大的作品皆必然貼近血肉人生”。儘管他們都強調“人性”，然而他們對“人性”內涵的理解則是有區別的。
李健吾對於人性基本上是一種人本主義的理解。他贊同盧梭、孟子的看法，認爲人具有一種“普遍的人性”，即心靈的本善，罪惡是由於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及束縛人性的結果，人類的良善和社會的美好和諧最終又取決於個性的張揚。藉助於人本主義，李健吾更多的是從審美的維度對人性進行透視，在批評對象的選擇上，他更多偏向於營造“美”的作品，力圖從人性中發掘“美”和“善氣而對於揭露人性的“醜”、“惡”的作品，他只是敬佩，在審美趣味上，並不一味苟同。另外，在李健吾的“以人論文”的批評準則中，作品只是批評的出發點，批評家並不關心作品本身，在批評實踐中往往表現爲從作品的某一點延展開去，從其他地方娓娓道來，這就是所謂的“遊離的工夫”。批評的目的在於通過對作品的解讀去發現作家的人性人格，力圖從作品中觸及作家的靈魂，凸現作家的個性。
批評家從作品出發，推及作家的人格與修養所依憑的是人性。批評家與作家的靈魂溝通是藉助人性這條通道實現的，但是，批評家作爲讀者，他所能接觸的只是作品，即使批評家能從作品外瞭解到作家的品格個性，這也要受到時代、地域等等許多客觀條件的限制。另外，在他看來，“人作爲萬物的靈長，作爲生命活動的主體，絕不是一種凝固靜止的存在物，他的本質屬性只有在不斷的變化和流動中才能深刻完整地顯現的把握”，生命過程永恆的流動和變化構成了繁富多彩、五彩繽紛的人生，人文科學存在的價值就在於探討人生、人性的多樣性。李健吾的文學批評觀是建立在對人性在文學活動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認識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