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宗教;羣學;羣法;羣治;神道;人道
論文摘要：嚴復的宗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羣學肄言·教闢>中，他指出了宗教的侷限性和反宗教的危害，論述了宗教與“羣”、“羣治”的不同以及二者之間或良性互動或惡性相阻礙的關係，認爲只有合情合理地折中於二者之間，纔能有助於良性穩健地向前發展。
一、嚴復宗教思想研究現狀
嚴復的宗教思想，學界還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張志建先生從認識論的角度指出嚴復“標榜不可知論”，“當他在探討根本問題時，他不斷把笛卡爾、巴克萊、斯賓塞與莊周、孟柯、周易以及佛老拉在一起，認爲事物的最終本質、實體是‘不可思議’即不可知的，而且也無需去認識，因爲它們於國計民生沒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用途，可以不去管它們，可以不去研究議論它們。”(北京:商務印書館《嚴復學術思想研究》P102-103,1995年版)可是，也有研究者指出，“嚴復早年的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宗教觀屬於無神論的範疇，他本人基本上也是一個無神論者。晚年，由於嚴復並不願追隨與自己思想見解不相一致的新潮流，在上漸趨保守，在宗教觀上不時向有神論妥協。”(黃新憲:《論嚴復的基督教觀》，《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494，海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2001年，“中央研究院”黃克武先生在他的大作《思議與不可思議:嚴復的知識觀》中，簡約卻不乏深刻地指出:“同時，我們不能忽略，嚴復在這方面的想法也與釋道之中宗教的傾向，以及固有作爲現代自由社會之根基的想法聯繫在一起。嚴復一生都不排斥宗教經驗……嚴復可以一方面提倡西方科學，同時對他而言，科學與宗教並不衝突。……當然我們也不會訝異，嚴復相信鬼神的存在。對他來說，這是不可思議的一部分。……嚴復對鬼神的信仰在晚年變得更爲強烈。……對嚴復來說，知識的內容不但是科學可以解釋的感官經驗，即思議世界，也包括以盡智見德之直覺所導引出來的‘不可思議’的世界，而道德規範是奠基於後者之上。”(《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 P255-25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003年，俞政教授發表論文《嚴復的宗教思想》，論述了嚴復對宗教的特點、宗教的起源、基督教、中國的宗教等問題的認識，認爲“宗教起源說也是嚴復社會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近代啓蒙思想家—嚴復誕辰150週年紀念論文集》) P91，方誌出版社，2003年版)“嚴復的宗教思想內容非常豐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嚴復爲科學解釋宗教問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上，P98,)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的十多年來，學者們開始努力對嚴復的宗教思想進行探討，雖然所見未必相同，但爲深入研究打開了門徑。遺憾的是，上述研究均未論及嚴復所翻譯的斯賓塞的《羣學肄言》，該書第十二篇《教闢》恰恰是專論對宗教的認識的。商務印書館在重印“嚴譯名著從刊”前言中指出:“嚴復埋頭譯述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思想。……嚴復的譯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爲他的著述”。嚴誠先生也說:“三老公(案:指嚴復)的書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自己的著作。”(《科學與愛國·關於嚴復地位評價致華嚴女士的一封信》，P361)嚴復對斯賓塞的思想及其著作《羣學肄言》是深爲服膺的，1902年他翻譯完該書，1903年由文明編譯局以線裝四冊出版，“這是西方社會學著作直接傳入中國之始。”(楊雅彬:《近代中國社會學))上，P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嚴復自己在1903年3月25日就翻譯該書寫下感言說:“吾譯此書真前無古人，後絕來哲，不以譯故損價值也，惜乎中國無一賞音。揚子云:‘期知者於千載’，吾則望百年後之嚴幼陵耳!”(《嚴復集補編》) P 12，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從嚴復自己對翻譯該書之價值的高度期許，我們有理由將嚴譯該書所表述的社會學思想視爲嚴復的思想，因此，《教闢》所闡述的宗教思想也可視爲嚴復的宗教思想。
二、《羣學肄言·教闢》:嚴復宗教思想的集中體現
1、關於宗教的侷限性。
嚴復首先對“教闢”即宗教囿於偏見或成見的侷限性作了深入的闡述。他認爲宗教的侷限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以門戶之見排斥異端，其二是重神道而輕人倫。他說:信某教者，往往視“一切異者，皆外道魔宗，皆異端邪說。”(《羣學肄言》P230，以下引文出自同書的不再出注書名)“以其宗旨之相傾，則駁擊抵排，而異量之美不見。”( P227 )嚴復認爲，“宗教有最重之二義，一曰神道，一曰人理。”(P224)“宗教之經法，雖有合天理與人情，然其督民之守之也，非即事爲衡，計民生之幸福而爲之也，特以是爲神道之條戒，順之者吉、逆之者兇……教之所言，著爲科律，謂凡此皆至德要道，必不可叛者。”(P226-227)這樣，宗教使“人理”受制於“神道”，即以神道設教的戒律教條爲至上，而不是以鮮活的“人理”“民生之幸福”爲旨歸。在嚴復看來，宗教的這些侷限性，對“羣學(即社會學)”研究將帶來妨礙。他說:“故宗教精粗真僞不同，而其爲羣學之梗則一。所奉者揚之昇天，所闢者抑之入地。攻取擊排，雜以憤好，是於一羣之變，欲因果事效，釐然無惑難矣。”“彼將本其宗教之是非善惡，以論非宗教之是非善惡，則無怪玄黃易位，黑白倒置者矣。”(P224)“其論羣法也，必依其宗教之律令，以褒貶其制度云爲焉，至於即事爲衡，決以斯民樂利所由之增損進退者，真落落乎不多見也。”(P225)
嚴復深刻地指出了宗教與“羣法治化”的不完全一致性，宗教有時還阻礙社會“治化。”他說宗教因其“神道之故”，其所標舉的“是非之準，至無定也，而常隨世運爲隆污，當於其世，各有所宜，以言其極，則皆無當。宜者，以其所值之時地，民智化理之淺深也;無當者，以多主於遠而難知，不關乎邇而可察也。然以神道之故，民之嚴其難知者，常過於可察，如是則宗教之是非，常爲治化是非之阻力，以論一切之人事，必有大失其平者矣。治化所謂利弊者，非宗教所謂利弊，有時宗教所甚重，治化則以爲至輕。”( P224-225 )
2、關於反宗教的危害性。
嚴復對“教之反闢”即反宗教的危害作了更爲深刻的辨析論說。“反教闢者謂民生羣治無所用於宗教。”(P230嚴復註文)嚴復反對這樣的觀點。他認爲，宗教的侷限對“羣學”研究雖然有所梗阻，其旨歸與“羣理”(羣學之理)並不相同，但是，宗教對“羣治”“民生”“人事”還是深有裨益的。因此，嚴復一方面針貶了宗教的侷限性，一方面也明確反對蔑視宗教甚至譭棄宗教的主張。他指出:“宗教者，羣之大用也，或闢之，或反而闢之，其於言羣，均無當也。”(P239)“則由是知教闢故害，而其反者又未嘗不害也。其所由害，以不知羣演未深之日，得宗教而後教化尊，民有守死善道之心，而羣之合乃大固。”(P237)在嚴復看來，宗教最大的積極性在於它能在“民羣”的變遷演進過程中通過道德情感的認同起凝聚人心、整合社會、穩定社會的作用。他以羅馬公教爲例，認爲該教“當歐洲往日，於民羣之演進，未嘗無功;……即至今日，於民生猶非爲無補”，“今之瞥公教者，曾亦思數百年以往，民行之所以日純，橫暴之所以日泯，奴虜之被虐，有所息肩，女子之遭逢，差無楚毒者，微彼教力，誰與歸乎?”(P228)在嚴復看來，宗教不但能使“風化齊一”，而且能夠凝聚人心，整合民羣，“合衆小羣而爲一大國”，並能夠“息戰爭，興文物。”(P228)因此，“宗教”雖“精粗不同，而無可廢之一日。”(P237嚴復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