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青銅帶鉤的功能和款式融合了大量遊牧文化特徵。春秋時期的馬背民族，雖少有文字記載它們曾經的輝煌，但通過帶鉤上的神獸族徽和圖騰紋樣，卻可以折射出具有鮮明特色的圖案裝飾風格，並以小見大地勾勒出古代西北少數民族的歷史過往。
[關鍵詞]青銅帶鉤;遊牧文化;工藝美術
春秋時期，流行於各諸侯國的青銅帶鉤是當時的王公貴族和社會名流爲炫耀身份、隨身配飾的一種奢侈品，其出土和傳世的數量之衆，藝術造型之豐富，堪稱我國古代工藝美術史上的一朵奇葩。青銅帶鉤的製作要考慮機械裝置的力學原理，是融高超的裝飾造型技術和金屬冶煉技術爲一體的古代工藝美術精品。從現代人體工程學分析，帶鉤主要是嵌於革帶上的金屬扣件，便於調整長時間騎馬行進者腰間受力範圍的寬窄和時效。束帶可以對下腹部的內臟進行包裹，使其不被高頻率、強力度的震動所顛簸傷害，是起固定和支撐作用的，類似於西醫骨科的石膏夾板。在湖南長沙陳家大山就出土有帶鉤和絲帶等物品。部分楚簡顯示：“絲帶有鉤。”這種扣絆式樣的構件，是進入父系社會後，男性懸系武器、印章、錢袋等小件的隨身配飾。在河南洛陽中州路西工段出土的春秋中期墓中，曾出土一枚水禽形銅帶鉤，是我國已發現年代最早的銅製帶鉤。
帶鉤的發展和應用，可以說是貫穿於當時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之進行系統的考察和研究，不僅能夠還原出一個立體的歷史場景，而且對於認識人類族羣在亞歐大陸變遷中的交流與融合、古人對於金屬冶煉工藝方面的發展創新、工藝美術與日常生活的完美組合過程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帶鉤所囊括的文化史意義體現在它在氣候變遷、信仰圖騰、審美情趣、服飾變遷、冶煉鑄造、軍事外交、文學詩詞、族羣融合、地區經濟實力(手工製造業和貿易往來)等方面閃耀着歷久彌新的光澤。如果說通過研究以女性爲主的銅鏡，能映射出社會的陰柔之美，那麼，研究以男性爲主所佩戴的帶鉤，則可以更加有力地勾勒出雄渾陽剛的尚武精神。
一、從玉製帶扣向青銅帶鉤的轉變
早在新石器時期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在葬者腰部位置發現了一塊人工磨製的長方形玉石扣件。這是原始先民們服飾發展過程中的初始狀態，也是國內目前發現最早用於服飾用途的玉石制帶扣。從巨石文化的玉製帶扣，到青銅文化代表的帶鉤，其功能和材質的轉變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這個開端的歷史意義，絕不次於1891年美國芝加哥機械師賈德森發明的拉鍊。工業文明催生的拉鍊是現代十大發明之一，而石制帶扣的歷史意義與拉鍊極爲相似。
中國人對玉石情有獨鍾，並將玉製帶扣視爲祥瑞。《後漢書五行志》記載：“光祿勳史舍壁下有青年，視之，得玉鉤各一。謂之吉祥。”另有《列仙傳》描寫漢朝有一位趙氏女子，天生勾手握拳，五指不能伸展。有一次在漢武帝巡狩路過河間時，“望氣者言此有奇女”，漢武帝於是召見了她，趙氏女子將手展開，掌中緊握一枚玉鉤，因此被封爲“鉤弋夫人”。這兩則事例從另一側面反映出，到了漢朝，先秦時期遺留在民間的玉石制帶扣仍然在繼續沿用。隨着部族的征討、科技的進步和進一步的文化融合，興盛於春秋時期的青銅帶鉤，逐漸取代了先秦的玉石帶扣。其主要原因是青銅具備一定的韌性，且當時的金屬冶煉技術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時間成本。從漢末開始至魏晉，青銅材質帶鉤逐漸又被其他材質的帶扣所取代。
關於早期文獻記載的帶鉤使用與研究，也是從漢朝開始的。王逸注《楚辭》之“鮮卑”、魚豢和張勃解“鉤絡帶”，還有高誘注《淮南子主術訓》之“ ”等。宋朝呂大臨在《考古圖》中不僅收錄了6件帶鉤，還標示了出土地點。曾出使過金國的宋朝官員龍大淵，所著《古玉圖譜》圖示帶鉤12件，並且對帶鉤進行了實物研究。同朝趙希鵠在《洞天清錄》中，系統地將帶鉤按照工藝和造型作了分型分式、分期，分爲六種，將圖例劃作三代和秦漢兩期，對後世相關研究貢獻很大。清朝吳大徽著《古玉圖考》，對三件帶鉤作了考證。同朝阮元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收錄了幾件銘文帶鉤，並推論“革帶有鉤由來已久”。直至近代，王國維所著《胡服考》記載：“欲知帶制，必於鞍制求之。”認爲帶具源於鞍具，也就是說馬術鞍具是帶鉤發展的主要基因。包爾漢和馮家升也著文討論了“鮮卑郭落帶”的相關問題。王仁湘《帶鉤概論》在出土的實物基礎上也進行了比較研究。
國外學者中，同屬阿勒泰語系分支的日韓學者們，對源於遊牧文化的帶鉤的研究具有整體認識。日本學者長廣敏雄，不僅有比較系統的認識，還在其著作《帶鉤之研究》舉出280餘件款式各異的範例加以分析。還有藤田豐八、江上波夫、白鳥庫吉等日本學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對“鮮卑郭落帶”作過研究。與東北亞地區學者相比，歐美學者對此研究涉足較少。1966年，B卡爾格倫在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館館刊》第38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了兩位瑞典收藏家收藏的六百多件中國古代帶鉤藏品，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分類研究。
二、貴重金屬鑄造工藝的流傳與部族遷徙的關係
早在兩河流域的高拉遺址(歐貝德末期公元前4000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金片製成的環、花飾和新月形飾物。這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高峯之作，也是人類金銀工藝製品最早的實物。後來在麥斯卡拉木都墓中(薩爾貢時代公元前2900年―2370年前)，出土了細線刻鏤的假髮金盔，體現出蘇美爾人卓越的金屬製作工藝。古埃及新王國時代第十八代法老圖坦卡蒙的靈柩中也出土了大量黃金隨葬品。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區貴重金屬冶煉與工藝美術的發展水平。而此時黃河流域的先民，還處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巨石文化)。
商、周時期的中國金銀器，屬於草創階段。就在距今3000～4000年前的川西平原上，曾經突然出現過一支與周圍鄰居們生活習俗大不相同的部族政權。他們以畜牧業爲主要經濟形態;以鷹爲圖騰，崇拜目光敏銳者;服飾着裝以便於馬上騎射的短裙爲主;與以列鼎和斧鉞作爲王權象徵的殷商文化相比，其黃金面具與金杖，卻與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政教合一的信仰標誌高度一致;遺留的青銅人像的體貌特徵，被刻畫爲大眼睛、高鼻樑、絡腮鬍子的人種特點。先進的金屬冶煉和製造技術及其文明程度，明顯高於周圍的農業部族。這支來無影去無蹤的神祕部族，雖然早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但是從三星堆文化遺留下的諸多實物資料可以看出，古代人口遷移過程中所帶來的諸多域外文化基因。戰國後期的魏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傳》，講述了公元前10世紀周穆王到中亞巡遊之事。書中記錄，“崑崙山”中有沼澤泉水、虎豹熊狼，還有大型巨石建築“黃帝之宮”等，而這與現在南疆的崑崙山的物種分佈和自然環境區別很大，卻和北疆阿爾泰山的景象吻合度極高。如果說先秦時期記載的周穆王遊歷西域不是正史，不足爲憑。那麼，再舉以下幾個實例進行對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