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肇始於休謨問題的現代性有兩個基本面相或思路，第一是理性的規則主義(或分析主義)，第二是非理性的情感主義(或唯意志主義)。第一種思路是工具理性的倫形式，而第二種思路則是現代非理性主義的最終表達。
關鍵詞：現代性倫理；雙重面相；工具理性；非理性主義
現代倫理是伴隨着休謨問題的產生而產生的。休謨藉助先哲笛卡兒“我思”的懷疑精神，第一次確切地宣佈古希臘以來的獨斷論所表明的事實與價值統一的世界處於分裂狀態。在他看來，事實性知識有真假之分，可由經驗證明；價值知識無真假之分，也不可由經驗證明。所以，從事實推論不出價值，從表述事實的語句推論不出表述價值的語句，也就是說，從“是”推不出“應該”，或從“實然”推不出“應然”。休謨這樣表述自己發現這一斷裂的驚訝：“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學體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個時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進行的，確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對人事作了一番議論：可是突然之間，我卻大吃一驚地發現，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題中通常的‘是’與‘不是’等連繫詞，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一個‘應該’或一個‘不應該’聯繫起來。這個變化雖是不知不覺的，卻是有極其重大的關係的。因爲這個應該或不應該既然表示一種新的關係或肯定，所以必須加以論述和說明；同時對於這種似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即這個新關係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關係推出來，也應當舉出理由加以說明。”休謨對“實然”與“應然”，即事實與價值之間一致性的質疑，在界稱爲休謨問題。休謨問題對現代倫理的根本影響是雙向的，那就是在逐漸消泯傳統基於利他、集體、信仰以及事實與價值統一的德性倫理之時，出現了兩個彷彿相反相對的倫理面向：一是理性的規則(或分析)主義，二是非理性的情感(或唯意志)主義。第一個面相是工具理性的倫理學形式，而第二個面相則是現代非理性主義的最終表達。
一、第一個面相
衆所周知，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觀點，現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問題皆源於“目的——工具理性”(又作形式合理性)與“價值理性”(又作實質合理性)的緊張對立。所謂目的——工具理性，即“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並利用這種期待作爲‘條件’或者作爲‘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爲成果的目的。”所謂價值的合理性，即強調目的、意識和價值合乎理陛，也就是人本主義指稱的符合人的本質。韋伯認爲，近現代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價值理性不斷萎縮、工具理性不斷擴展的過程，即合理化過程。韋伯認爲，以“工具理性”爲特徵的已進入了以手段支配目的，以形式合理性支配實質合理性的過程。在他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用精密的技術和計算把一切都理性化，也把人變成了機器、金錢、官僚的奴隸。他把這種由追求效率而造成的對金錢、商品的崇拜，機器對人的靈性晰民滅，稱爲“理性化導致非理性化的生活方式”。韋伯一方面承認理性化過程即“祛魅化”(disenehantment ofworld-views)的過程，這一過程幫助人們擺脫了傳統的宗教和形而上學，以經驗的、量化的形式觀察世界，以科層化體系組織生產，從而帶來最大的利潤。但韋伯同時也注意到，理性化還是一個去除人的自主性的過程，人成爲龐大經濟機器的一個元件，理性蛻變成一種奴役人的工具。從而陷入生產和現代官僚體制的“鐵籠”中無法自拔。韋伯說：“沒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這鐵籠裏生活；沒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會不會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沒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如果不會，那麼會不會在某種驟發的妄自尊大的掩飾下產生一種的麻木僵化呢，也沒人知道。”顯然，韋伯對人類理性所構建的鐵籠充滿了深重的憂慮，這種憂慮本身也正是對已逝倫理的懷念。對韋伯來說，工具理性的極端擴張，對倫理的危害在於使新教倫理的價值理性——比如博愛——被拋棄了。恰如哈貝馬斯所指出的，“信念倫理的道德一實踐合理性在它得以發生的社會中無法獲得制度化，從長遠看，它被一種功利主義所取代”，終於形成了所謂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造成意義和自由雙重喪失。
當代傑出的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Bauman)從現代性與大屠殺關係角度分析了由工具理性造成意義和自由的損失所帶來的嚴重的倫理後果，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個案研究。在鮑曼看來，韋伯的理性化過程就是現代性展開的過程。他形象地稱之爲“從荒野走向園藝文化轉變的過程”。鮑曼認爲，這一過程總的目的就是刪繁就簡，使那些所謂信仰、迷信、不確定、情緒、情感化的東西邊緣化或秩序化。也就是那些充當園藝師的人毫不猶豫地芟除園中的雜草和荊棘。現代理性培養了人類倫理對極端透明、確定和清潔的偏愛，從而產生倫理唯我論，所有那些不符合完美規則的倫理他者都屬於雜質，因而在被消滅之列，大屠殺中的猶太人的命運就是這樣的他者。鮑曼指出：“在因爲自我控制和自我的雄心而顯得獨特的現代裏，種族主義宣佈存在着某一種羣的人。他們頑固並死不回頭抵制所有的控制，並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響。”大屠殺之所以能夠實施，決不是因爲人類變得邪惡，而是現代性發展到高級階段之後，人類對理性的高度自信。在鮑曼看來，這種自信導致人類對前現代社會固有的矛盾、衝突、蕪雜、凌亂和種種問題進行“最終解決”的衝動。在此“衝動”的驅使下，種種合乎理性的高效手段應運而生，在實現最佳目標的過程中，倫理個體被迫或者自願地協調一致去追逐一種結果(哪怕這種結果實際上是不的)。鮑曼這樣說道：“我們需要斟酌這樣的事實，即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進程是一個把使用和部署暴力從道德計算中剝離出去的過程，也是一個把理性的迫切要求從道德規範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擾中解放出來的過程。”鮑曼認爲，大屠殺的實施者並非十惡不赦的惡人，也不是殘忍和靈魂扭曲毫無人性的人，但對理性的極端信奉使他們喪失了人倫本性。這可以說是理性在倫理上不自覺地犯下的最大罪惡。大屠殺完全符合理性條例化、規則化的要求。在屠殺者看來，被殺者不再是獨特的生命，而是對抗秩序和清潔的抽象的“他者”和“異類”。同時在屠殺進行過程中，他們與自己行爲導致的可怕後果之間的距離被拉大到一定範圍之外，這使他們的道德衝動和對暴行的道德自抑能力不會再發生作用。這兩種方式有效削弱和廢止了人天生應該具有的道德責任對自身的壓力。在他們所處的情境之中，道德壓力完全失效而非人性被合法化，非道德行爲被閃爍着金屬光澤的技術計算和理性工具中心化，“現代性並沒有使人們更爲殘暴；它只想出了這樣一種方式：讓殘暴的事情由那些不殘暴的人去完成”。鮑曼認爲，更應當引起我們反思的是，在大屠殺的漫長過程中很少有來自屠殺者對罪行的反抗和阻力。屠殺者還幾乎有些主動地與劊子手達成協作。這種荒誕情境的出現同樣源自被屠殺者自我保存的理性計算能力。經過理性的嚴密計算和規劃，自我保存的衝動成爲自己行爲的最高原則，包括道德衝動在內的所有其他東西都被貶低到一文不值的程度，“生命之價越攀越高，背叛之價則越跌越低。不可抵禦的活下來的衝動把道德的審慎推到一邊，隨之而去的還有人的尊嚴。”理性發展到極端就是極端的非理性——鮑曼與韋伯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