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傳統；財富共享；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政治的核心內涵是財富共享。這種思想肇始於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實踐於西周初年，經過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者的系統闡發，最終由漢代的董仲舒作了理論上的。儘管在不同的時期，財富共享的標準有所不同，但保障平民百姓的基本生活，維持“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則是其中不變的基本準則。
中國傳統政治的具體內容，概括起來就是以“愛民”、“重民”爲核心的民本主義。這構成了中國傳統德政模式的目標系統。而“愛民、重民”的具體實現途徑與實施的手段就在於能夠從上保證平民百姓的基本生活。也就是說，“財富共享”乃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核心內涵，是中國傳統德治政策得以實施的重要價值指向。當然，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裏的財富共享，並非指財富的平均分配，而是在宗法結構中，各社會階層“合理”地佔有社會財富，而所謂的“合理”，各歷史時期的標準不同。
一
西周初年，爲了論證“小邦周”取代“大國殷”的合理性、“小邦周”統治“大國殷”的政治合法性，以周公爲代表的統治集團不僅提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觀念，而且建構了以“德政”爲核心的，“天”、“君”、“民”三者互動的政治理論模式。在這個模式裏，“天”是統治權力的終極來源，是公正的“至上神”，塵世間的君主依靠“德”來獲得“天”的保佑，取得統治的合法性。
君主的“德”的具體內涵是什麼?我們從“武王伐封”所宣稱的理論根據中就可見一斑。《尚書·泰誓》是周武王大會諸侯時的誓詞，其中列舉商封王主要的罪狀就是:(l)“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破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2)“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暱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協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3)“今商王受押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祈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黝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在武王看來，商封王的種種惡行，尤其是其中的“自絕於天，結怨於民”，已經導致了天怒人怨，因此，對商王朝的討伐乃是一種順天應人的正義行爲。周武王的道德依據，或者說是當時的政治理論共識:<1>“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惟天惠民，惟闢奉天。“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就是說，上天是保佑、惠愛、憐憫老百姓的，作爲君主必須像父母愛護、撫養自己的子女一樣來對待百姓，否則將受到上天的懲罰。這一切都表明，西周統治者認識到，實行“奉天、敬德、保民”的政策，就必須注重老百姓的物質經濟生活。
這種“奉天保民”的思想並非起源於西周，《湯浩》在解釋成湯革命的理由時，也同樣遵循了這種思路:“唯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酞惟後，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降災於夏，以彰厥罪。其實，在更早的堯舜時期，這種“奉天保民”思想就已經成爲統治者基本的政治理念。《尚書·堯典》稱頌帝堯爲“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堯之所以偉大，最主要的就在於他的德行、他的統治都是以社會的和諧、百姓的安寧爲指向的。到了大禹時代，對德政的內容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這表明大禹已經明確地認識到了君主之“德”的核心內容就是“養民”。何謂養民，《周禮》作了具體而明確的解釋:“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日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閣( P29，無論是“振窮”、“恤貧”還是“寬富”，都表達了財富共享的理念。周初的《洪範》篇，是殷商遺民箕子向武王傳授的治國大法，在箕子看來，君主建立政事的法則就是:“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五福”就是: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枚好德，五曰考終命。這就是說，君主應該把這五種幸福，普遍地賞賜給臣民。這樣，臣民纔會尊重您，擁戴您。當然，這種賞賜必須公正嚴明，“無偏無破，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忘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必須承認，這種公正嚴明，並非普遍意義上的，而是在當時的宗法社會結構之中、在貴族等級制度下的“公正嚴明”。也可以這樣說，西周時期的財富共享，是嚴格按照社會等級分配社會財富的一種政治倫理觀念。
周公正是以古往聖賢的政治理念來確定西周的統治模式，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也就是說，老百姓希望得到“惠愛”，而統治者也必須滿足老百姓的這種要求。因此，他告誡統治者必須“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酞，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珍。要做到安定民心，記住百姓的善行，寬緩搖役，使他們豐衣足食。人民安寧了，上天就不會責備和拋棄你了。《召浩》指出:“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肆惟王其疾敬德之用，祁天永命。”然而，如何重德，怎樣才能重德，往往被一些研究者所忽略。周公清楚地表明，“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用珍戮用義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允，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可見，“上下勤恤”，纔是“受天永命”的根本。
二
周公確立的政治理論模式，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遭到了嚴重的挑戰。首先是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各諸侯國之間的實力出現了嚴重的分化，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經濟矛盾日益尖銳，而周王已經不具有相應的政治、經濟實力來維護既有的統治秩序。其次是分封制本身難以爲繼，具有貴族身份、受到良好卻沒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士”階層開始出現，且隊伍不斷壯大;他們要求突破“世卿世祿制”以獲得應有的社會地位，以享有與其貴族身份相當的社會財富。再次是以周幽王爲代表的統治集團喪德敗政，不僅引發了整個社會的“禮崩樂壞”，而更嚴重的問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極端的不公平，以至於出現了許多犯分亂禮的現象。當時許多學者都延續着自堯舜以來的政治思想，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將君德的內涵指向財富共享。
祭公在奉勸周穆王不要征討犬戎時說:“先王之於民也，憊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周厲王時期的丙良夫在評價榮夷公時說道:“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休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周景王時期，單穆公在諫鑄大錢時，同樣也以財富共享作爲其理論基礎，“古者，天災降決，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費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匾乎?若匾，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爲橫汗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匾，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