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史和研究史進行清理和反思，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上千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基本上大同小異；庶不知，與此相關而數量要較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陳陳相因的情形亦復如此。如果仔細檢視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方面的研究論著和教材, 就會發現它們基本上是按照一個統一的思路和線索，來解釋馬克思思想發展演變的，即認爲它早期經歷了一個“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過程。
這顯然是哲學的黨性原則和日丹諾夫式的哲學史解讀模式的一種貫徹和體現。
我們知道，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不僅僅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中，幾乎所有的哲學史、思想史論著充斥着的都是這一觀點，它把不同時代、不同著述中極爲豐富、複雜的哲學思想統統抽象、歸結爲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或辯證法，認爲漫長的哲學史、思想史演繹着的就是這些派別之間此長彼消、交錯斑駁的鬥爭史。現在看得很清楚了，這對於哲學史、思想史來說是一種多麼大的誤讀和曲解！可以說是簡單化的極至。
最近二十多年來，在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中，這種不深入思想內部認真分析、動輒簡單劃線和定性的詮解框架與批判模式已經被解構，呈現出多元化的解釋思路；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領域，在這一問題上卻未見有認真的反思和省察。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只能有這樣一種解釋？或者說，這種解讀模式是不是惟一適合於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解釋？事實告訴我們，隨着對馬克思原始思想研究的深入，特別是一大批早期文稿及其相關文獻被發現和出版，使得其思想發展的曲折過程和理論的複雜內涵更加凸現出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得不認識到，即便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而言，這種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至多能說它只是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發展的一種解釋，而不是惟一的解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不是它最後的避難所！
這一思路所存在的解釋困難體現在：
其一，它斷言馬克思早期政治立場上實現了由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而且很多論著指稱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實現這種轉變的，因爲這份導言“力求指出人類從各種形式的壓迫下解放徹底解放的途徑並論證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必然性”，指明“無產階級是實現這種社會變革的社會力量”，這“標誌着馬克思完成了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1卷《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姑且不論把這一旨在從哲學層面上更加深入地探究“國家、法與市民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而獲得對“社會之謎”和“歷史之謎”的深刻理解的文獻作了如上淺層次的思想梳理和政治策略抽象是否合適，就是對“共產主義”本身的解釋、描繪和論證實際上到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時候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不明確的，在以後的思想發展歷程中他的認識又幾經修正、補充和變化，特別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述中，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較之《導言》都有很大的差別。可以看出，在馬克思不同的著述中，“共產主義”是在多重意義上使用的，諸如對“異化”世界的顛倒和揚棄、理想的社會狀態的嚮往和描摹、具體制度模式的設計和構建、革命理論的表述和實際社會運動的推進等等，都是它不同的所指，再加上它與“社會主義”概念之間複雜的關係嬗變，那麼我們就很難抽象地斷定，《〈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所完成的轉變是在哪一個層次或意義上進行的，難道能說是整體思想的轉型嗎？
其二，我們都深切感受過把一種非常豐富的思想用極爲簡單化的哲學術語給予定位和概括會與原始思想之間形成多麼大的差池和錯位。就是對於馬克思這樣並不是在嚴格而明確的意義上自稱自己的哲學是“新哲學”、“現代唯物主義”、“新唯物主義”的思想家，判別其思想的深刻內涵和價值其實主要應該聚焦於它在超越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上的“新”的、“現代”的方面，而不是看它著述中有多少思想是與一般唯物主義的契合或向一般唯物主義的迴歸。就馬克思的文本看，他對一般唯物主義的批判一點也不比對唯心主義的責難少。把馬克思哲學立場的變化單純概括爲“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所造成的後果是，第一，對馬克思哲學思想轉變過程中費爾巴哈的作用估量過大了。其實，“我們一時都成爲費爾巴哈派了”（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是恩格斯的說法，已經有考證文章指出，儘管馬克思也發表過費爾巴哈哲學的讚賞之詞，但就馬克思很難說是什麼時候是完全的費爾巴哈派的信徒，就對其思想的深刻影響而言，黑格爾始終是第一位的。（參看Mclellan David(editor):The first Hundred Years, p112-134,London:Pinter1983.）第二，沒有指明馬克思哲學變革的實質所在，即沒有體現其“新哲學”、“新唯物主義”之“新”和“現代唯物主義”之“現代”的真實含義，而把它混同於一般的唯物主義了。
究其實，馬克思哲學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和發展，而不是簡單回到費爾巴哈所實現的“顛倒”了的——其實是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水準。馬克思繼承的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最高成果，而博大而深邃的德國古典哲學的最高成果顯然不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曾幾何時，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曾經是我國哲學史研究中的“顯學”，學者們設計了這一哲學形態演進的邏輯進程，認爲始自康德，中經費希特、謝林，最後到黑格爾、費爾巴哈，德國古典哲學走過了一條“提出問題——探索思路——形成結論”的發展路徑，最後由於在自身框架內不能解決其內在的理論困境而走向了衰落。現在看得很清楚了，這是研究者主觀構造的一條邏輯。而當我們把德國古典哲學的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置於傳統哲學向現代哲學轉換的進程中予以觀照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作爲德國古典哲學開創者的康德哲學所實現的“哥白尼式的變革”更具有不可超越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力；相反，“二十世紀的哲學運動是以攻擊那位思想龐雜而聲名顯赫的十九世紀的德國教授（指黑格爾）的觀點開始的”。（懷特：《分析的.時代》，第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因此，僅就思想的蘊涵、深度以及對現代哲學的影響而言，絕然不能說黑格爾哲學超越了康德；至於費爾巴哈哲學的“顛倒”之功，誠如馬克思也已經指出過的，只是“恢復了唯物主義的王位”，而在哲學高度上它處於與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相同的水準，並沒有實現唯物主義的現代轉換，達到唯物主義的巔峯。馬克思哲學充分吸取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優秀成就，特別是其主體性思想，不同的在於，馬克思是在“實踐”這一特殊的基點和意義上——它不是孤立的點、不是僵死的實體，而是一種活動、過程和中介——解決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主體與客體等複雜關係的，他的哲學是對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的雙重超越，而不是簡單地由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它的“現代唯物主義”、“新哲學”與“純粹的唯物主義”和“直觀的唯物主義”、與“客觀的唯心主義”和“主觀的唯心主義”是不同質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