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我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即所謂小學得到進一步發展，而這種發展又是與儒家經學的獨尊和繁盛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滲透，相互促動，相得益彰。特別是經學，在漢武帝獨尊儒術、表彰六經之後，迅速躍居統治思想和正統學術的地位，成爲各種學術門類建設、發展的理論依據和至上權威，語言文字學更是如此。漢代語言文字學的內容非常豐富，經書訓詁本身就在其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由於它們與經學的關係極其明顯，筆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幾部專門的語言文字學著作爲考察線索和研究對象，展開分析、論述。不妥之處，尚祈方家教正。
一
通過儒家經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窺見我國(這裏主要是指漢族地區)語言文字學的萌芽和早期發展情況。像漢字的產生，前人依據《周易·繫辭下》之說，將上古結繩而治或伏羲作八卦與文字的起源聯繫起來。這儘管是一種傳說，但並非空穴來風、向壁虛造。結合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發現，完全可以證明，我國文字的起源，正是在傳說中的伏羲氏、神農氏時代。再者，不少經書還論及語言文字問題，特別是《論語》中孔子的有關論述更多。《先進》記有孔門四科，其中“言語”是僅次於“德行”的一科。《子路》則記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1]正是本着這一原則，孔子十分注意字詞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並在整理六經尤其是修《春秋》的過程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魯國舊史的基礎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講求微言大義、一字褒貶，這種《春秋》筆法不僅在中國史學史、文學史上影響巨大，而且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也頗多沾溉。胡適先生曾經特別強調《春秋》及其體現出來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語言文字上的影響”，指出：“孔子的‘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穀梁》，都含有字典氣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說，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 ”[2]（P90）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中國修辭學、訓詁學的萌發，並非《春秋》一書使然，而是時代之必然，但毋庸諱言，《春秋》在其中確實是起着促進作用的”[3]（P22）。另外，《周禮·地官·保氏》還有關於文字“六書”的記載，只是未見具體所指。更爲重要的是，大致在戰國時期，本用於經書訓詁的《爾雅》諸篇相繼問世，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實現了一次飛躍。凡此種種，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識特點的儒家經典及經學，一開始就與語言文字學有着一種天然的聯繫。
繼甲骨文、金文之後，中國早期的語言文字教學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字書或者說童蒙識字課本的編寫表現出來的。相傳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則接連出現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三者多取於《史籀篇》，廣泛流傳。可惜今已亡佚，僅有輯本和部分殘簡傳世。入漢以後，又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等一批新的字書陸續推出，它們不同程度地受到《倉頡篇》的影響，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續補。但與《倉頡篇》不同，它們已經帶有較爲明顯的儒家經學的色彩，成爲經學獨尊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直接反映。在這裏，就文字而言，“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4]（(漢書·藝文志》）。遺憾的是，在這些著作中，僅有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傳下來。
《急就篇》提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厲身，智能通達多見聞。”這就是說，爲仕宦所必需學習的各種知識中，《詩經》等儒家經典佔有核心地位，人們從小就應培養讀經入仕的思想。我們知道，漢武帝獨尊經學、以經取士之後，研習儒家經典成了最主要的仕進方式，甚至幾乎發展到非通經學，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別是在西漢後期，朝廷公卿大都通過經術而進身。士人學子也普遍意識到讀經與入仕的關係。曾以《洪範》察變的夏侯勝就常對弟子們講：“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漢書·夏侯勝傳》）這種氛圍，自然會對學童的啓蒙教育有所影響。因此，本於爲封建政治服務的經學之旨，《急就篇》極力渲染劉漢皇朝的威德和業績：“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穀孰成。”[5]另外，從書中似乎亦可窺見經學自身的演變。漢武帝尊崇的經學，實際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爲代表的今文經學，立於學官、設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經。直到元成之時，古文經學尚未走上前臺。在社會上，人們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經學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聖賢並進，博士先生。”[5]還有它羅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見“《易緯》中頗有姓名與此同者 ”[5]（顏師古：《急就篇注》）。這說明，與今文經學密切關聯的讖緯之學對《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資。應該說，這些都透露出經學領域今文經學獨盛的信息。
二
漢代語言文字學的進步，主要應歸功於古文經學的興起，歸功於古文經典的陸續發現。相對於今文經典，這些古文經典或收藏於祕府，或流傳於民間，處於在野地位，未設博士，不列學官，但卻引起一些好學深思之士的興趣。爲了研習、宣傳這些經典，他們隨即致力於探究其中所用古字的原義。應當承認，此舉對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是一個有力的促動。劉向、劉歆父子在其間佔有重要地位。劉向雖在總體上屬今文學派，但卻對古文經典很感興趣，並有所研究。桓譚《新論·識通》提到：“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者。”[6]劉向、劉歆父子先後領校羣書，曾用古文經校勘今文經，尤其重視二者在文字上的相異之處。傾心於古文經的劉歆則建議哀帝將《左傳》及《毛詩》、《古文尚書》、《逸禮》立於學官。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他特別強調：“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4]（《漢書·楚元王傳》）作爲一種經典詮釋學，古文經學的優勢突出表現在其對經典字義的關注和精通。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對古文經學的宣傳就是對語言文字學的重視。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不僅正式拉開了經今古文學之爭的序幕，而且也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獲得了一個重要契機。劉向、劉歆還在《七略》中首次將周秦以來的字書及“六書”之學稱作“小學”。“小學”的定名，頗有利於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獨立發展，有利於語言文字學家隊伍的不斷擴大。在王莽專權的漢平帝時期，劉歆倡導的古文經學一度得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4]（《漢書·藝文志》）與劉向、劉歆父子大體處於同一時代而潛心研究語言文字學的古文學家確實不少，如張敞、桑欽、杜鄴、杜林等，只不過他們的著作今已亡佚。當時站在古文經學立場上考釋語言文字最有名的，當推與劉歆相知甚深的揚雄。據《漢書·藝文志》，揚雄曾“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4]。遺憾的是，這一著作亦已散佚。其著名的《方言》一書則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