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是一個關係全局的不容忽視的問題。進入21世紀，農民問題中最突出的問題不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的就業問題。它不僅直接到農村的、農村的安定，而且影響到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形成、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與穩定。、探討和解決農民就業問題，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意義。
一
農民就業，是我國21世紀的頭號難題。解決農民就業問題，我們面臨着許多重要的不利因素。
從農村內部情況來看。
第一，我國農村耕地少，積聚的人口過多，就業壓力巨大。按照國家統計的勞動年齡人口，中國農村勞動力的總數是5億多。從農村的實際情況看，18歲以下、60歲以上的人都是要勞動的，如果再把這部分人按"半勞動力"計算的話，那麼中國農村勞動力的總數就是6億多。以今天農村生產力的水平，按農業生產資料現有含量，現有機械化、化水平，我國現有的19.5億畝耕地只需要1億多勞動力就可以解決問題，其餘的5億勞動力都需要在農業之外尋找出路。
而且，這個基數還將進一步擴大。一方面，隨着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它必將越來越多地排擠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由於小農生產方式的人口，無論計劃生育措施有多嚴格，每年都有1500萬低水平的人口再生產來增加農村勞動力的後備力量，這使農民就業雪上加霜。
第二，農民素質低，知識因素在勞動力中的比例小影響農民的就業。由於缺乏和科技投資，文盲、半文盲比重很大，非文盲中85%以上只有小學或初中水平，約5%受過職業教育和培訓，所掌握的文化知識、生產技術、市場經濟知識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社會進步的需要。知識因素在農村勞動力中的比例之小，顯示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低，預示着農民就業的難度。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顯然對農民就業不可能起拉動作用。
從農村外部情況來看。
第一，以行政區劃爲主推進城鎮化的方式沒能帶動農民就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水平與前30年比較，有了顯著提高。我國城鎮化得以較快推進的重要方式是"縣改市"、"鄉改鎮"等行政區劃變動，促使農民變市民。但本來意義上的城鎮化進程並不快，主要表現爲：一是城市數量的增加，主要是行政區劃的變動結果；二是市鎮人口增幅大大低於城鎮增幅。城市數量增加近2倍，建制鎮增加7倍，而城鎮化水平僅提高到了不到13個百分點；三是行政區劃變動帶來的市鎮人口增加在市鎮人口中佔較大比例；四是中小城市平均規模趨於縮小。20年以來，5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增加88%，5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增加2.2倍，其平均規模只有17.8萬人，反比1979年少1萬人。 這種不以農民變市民爲主的城鎮化推進方式，造成我國城鎮水平的嚴重滯後，使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滯留農村，形成了畸形的就業結構。
第二，培育能大容量吸納勞動密集型就業的載體缺乏中長期投資機制的支撐和貨幣政策、稅收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的有力配合。能大量吸納勞動密集型就業的載體主要是多元城鎮、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等，其突出特點是投入集中，規模大，回收期長。我們在這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許多項目資金使用期限過短，長期性項目用短期性資金來運作，存在短期融資與一些經濟建設長效性不相對稱的矛盾。由於缺少長期的投資融資手段和機制，阻礙了資金要素的組合利用，不適應持續大容量培育就業載體建設的階段性需要。二是我國實行的積極的成功的財政政策沒能與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稅收政策相配合，表現爲積極穩妥的貨幣政策沒有得到很好的啓動，直接影響了大容量勞動密集型就業載體的培育；稅收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互協調乏力，影響調動社會各方面支持大容量就業載體的生存。
第三，國際勞動力市場供求不平衡，競爭加劇，造成向外就業困難。隨着勞務輸入國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國際勞務市場對外籍勞工人員素質要求不斷提高，要求他們懂得一些當地語言，精通專業，掌握先進的技術知識；國際勞務市場競爭也十分激烈，一方面是一些勞工合同期滿滯留不返，世界上非法移民的數量增加，爭奪市場；另一方面是大量中介機構之間竟相壓價，再加上低素質勞工一直供大於求，造成國際勞務市場價格趨跌。這些都增加了到國外就業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