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期以來，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轉型（也作現代轉換）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在美學由“熱”轉沉寂後成了“沒有熱點的熱點”，在衆說紛紜中表徵出中國當代美學研究者的焦慮與急躁。
在這裏，我們從哲學文化整合的發展趨向中得到了啓示，在思維方法論的關注中找到了方向，在尋求內在精神融通、整合的理論重構過程中看到了希望，而此中比較研究的科學方法論無疑是架起古與今的必經的橋樑，是東方與西方互通的航船。就東西方美學的發展趨勢來說，就是在東西方美學傳統之間對話、交流、交融，在遠古與現代美學內在闡釋、對比研究的基礎上，在縱向歷時比較、橫向共時對照以及縱橫交錯網絡性複雜比較研究中，從而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同中求通。也就是說運用比較研究這一科學方法論原則潛入東西方自古至今的美學遺產，在條分縷析出其中具有活力因子的基礎上，尋求東西方美學精神的融通，從而整合出新的辨證理論系統。
2.精神整合：美學轉型的曙光
東西方哲學、文化精神融通、整合的發展主調無疑給焦慮中的美學研究以“新世紀的曙光”。
2.1 “整合”的源起及當代意蘊
整合作爲普通詞語首先運用在數學（積分、積分法）和物理學（匹配），並已涉及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從哲學意蘊上運用“整合”一詞最早要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他在論述進化論哲學時第一次使用了“整合”（注：斯賓塞最著名的進化論公式（即“進化是經過不斷的整合與分化，是從不確定、不協調的單純性到確定的、協調的繁雜性的變化”）認爲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包含着分化階段和隨後的整合階段。）。隨後，他又將之運用到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從而使“整合”一詞廣泛應用開來。
在當代社會實踐中，整合已成爲顯態的重要表徵。其一，整合是當代國際社會實踐的指向性之一。不可否認，當代社會依然有衝突、有分化。然而，綜合乃至整合作爲主題正在悄然興起。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的一體化，業已在全球範圍內艱難地形成愈來愈發達的網絡，產生愈來愈強有力的功效。全球生態問題的提出及其對策的制定與實施，預示着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整合趨勢。人們愈來愈自覺認識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整體推進的過程；系統的整體協同、各系統間及系統內部的整合是其最內在的、最重要的趨勢和特徵。其二，整合是人類主體性的趨向之一。主體性的整合與人類社會的整合是同步發展的。人類主體性的一般歷程是：原始主體性——異化主體性——自由主體性。當代人類正處於由異化主體性向自由主體性躍進的特殊階段。當代人類主體對象化所實現出來的種種整合事實，無疑體現着主體性的整合。與此同時，人類主體性本身的整合趨勢，在對象化過程中，不斷地內化、積澱：認識及思維中，尤其是創造性思維中的整合；在精神活動中理性與非理性因素的整合；在價值重建中，人們的終極關懷、終極價值對價值觀念的整合作用；人格境界中的最高整合——天人合一，等等。在當代整合已成爲人類自由主體性的普遍本質特徵，整合趨勢已孕育於人類現實主體性之中，雖然其普遍性程度尚有歷史侷限性。其三，80年代中期以來，整合一詞被創造性地運用，在許多學科中提出了很有建設性、頗具學術價值的整合概念及有關理論學說。整合概念的廣泛引用，使我們對部分與整體、要素與系統、外與內諸維度的運動變化過程換了一種新視野，尤其在哲學人文學科中，整合概念的創造性運用，成爲哲學人文學科現代化的重要一環。簡言之，整合概念及其整合哲學的自覺形成，是對科學的辨證思維方法的一種具體落實。
2.2 東西精神整合：世紀之交哲學、文化等發展的主調
20世紀回眸，東西方哲學都經歷了或正在經歷着以往任何世紀都沒達到的危機。與此同時，我們並不悲觀，因爲東西方哲學文化中具“優等”因素的融通、整合已經開始。“我們所要創建、締造的'中國現代新文化……是對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的新的綜合；這種綜合不是新舊文化的雜糅，不是中、西文化的調和，不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機械的拼湊，而是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立足於民族文化的深厚基礎，並從現實生活中吸取激情，不斷地選擇、融化、重組、整合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的特質而實現的新的文化‘突變’，由此產生出與中國相適應的文化新特質、新結構、新體系。”（注：司馬雲傑.文化社會學.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4頁）“哲學發展史上有一個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現象，即不論其地域的、民族的淵源多麼複雜、多麼差異迥然，都會在其發展演化的歷史過程中相互融通、吸收，並都會在這種相互融通中得到發展，從而超越自身，也超越對方，這似乎是哲學和文化自身發展的一條規律。”（注：劉學智.中西融通：世紀之交中國哲學的主調.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