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的陶藝製品勢如破竹地進入中國市場，不僅在日常生活用品領域讓中國百姓應接不暇，更是給一直以陶瓷鼻祖自居的中國帶來文化方面的衝擊。從高端化到平民化、細陶製品到粗陶製品，日本陶藝無論是在藝術審美上，還是在日常實用功能上，都佔據着領先位置。現代中國製陶藝術不僅需要研究和傳承古代輝煌和精湛的技藝，更需要保持警惕並注重創新。中國陶藝主流地位喪失，除了科技、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在對比中日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人們可以發現文學作爲傳承和傳播文化的重要媒介，是影響兩國陶藝不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中日陶瓷藝術發展現狀對比
幾年前，在中國大陸的沃爾瑪、歐尚、大潤發等大型超市裏，碗碟類用具展臺上主要展出的是中國本土製造的瓷器。而最近兩年，日本陶藝製品的展示面積在不斷增加，且日產陶瓷的價格有時是中國的3至4倍，卻依舊受到衆多國人的喜愛。包括筆者在內，消費者多會被日產陶瓷的絢麗多姿、古樸大方或自然典雅等風格和造型所吸引。相比於中國生產的傳統陶藝製品，日本的陶藝製品似乎更符合現代消費者的審美及消費需求。
國際市場上，中國陶瓷的銷售則更不樂觀，中央民族大學的碩士研究生侯弘直言，他在北美陶瓷市場幾乎找不到中國產的日用瓷，反而有很多顧客購買高質量的日產陶瓷。而相比日產瓷器的精美和高檔，北美市場上的國瓷則多是“國內常見的‘老三樣’，粗瓷大碗，形狀不一、印花模糊，的確不招人愛。”不僅如此，在其他歐美國家，日產陶瓷器不論是質量、市場還是聲譽，幾乎全面趕超中國產的陶瓷，中國古代陶瓷的美譽幾近要被定格在歷史上。
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從技藝、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科學技術等方面分析了中國陶瓷技藝以及市場衰弱的原因。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陶瓷藝術設計系教授鄭寧在《日本陶藝》一書中分析日本陶瓷文化的形成的六大因素：一是島國的根基意識、二是自然環境的依託、三是中國文化的影響、四是傳統美學觀念的延伸、五是民族心理因素的表露、六是獨特文化形式的展現。其中，第四、五、六點的合力作用導致日本的很多陶瓷製作技藝以文化承載的形式出現在很多日本知名作家的筆下，成爲一種獨特的文藝結合現象。筆者在閱讀日本近現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時發現，陶藝與傳統的茶藝相結合，作爲日本重要的文化符號被提出並作爲一種文化認同被強調，日本的陶藝以文化承載的方式，在文學的推動下獲得了更深遠的發展。
日本開始全面學習西方的明治維新可以看作中日兩國陶瓷技藝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的分水嶺。日本的在國力上的領先曾激勵了衆多我國的文人志士爲了中華民族之文明開化大聲疾呼，但如陶藝這類相對微小的傳統藝術門類多被忽略。現當代中日兩國的主流文學對傳統陶瓷技藝的不同態度是導致陶藝發展不同走向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現當代文學對陶藝的不同書寫和作用
中日兩國現當代文學對各自的陶藝書寫呈現截然不同的狀態，也對兩國陶藝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的作用。日本現當代以來的文學作品與日本民族注重傳統的精神和文化主張一脈相承，並在一些經典文學作品中突出了對相關陶藝的書寫，進一步推進了日本陶藝的普及和發展。而中國近現代以來的西學之路使很多傳統文化被否定和遺忘，中國現當代文學普遍缺乏對傳統技藝的認同和書寫，不僅沒有認識到中國陶藝發展面臨的危機，更制約了中國陶藝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中日近現代文學對陶藝不同書寫的原因主要受到民族文化心理和傳統文化認同的共同作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其小說《千紙鶴》的全篇有着濃厚的日本傳統文化及藝術氛圍，表達了作者對日本以茶道爲載體的民族文化的'認同。小說以茶會開篇，行文的有多次茶會中穿插着大量與日本茶文化有關的陶藝描寫：“菊治喝完茶，欣賞了一下茶碗。這是一隻黑色的織部茶碗[桃山時代（1573—1600年）在美農地方由古田織部指導所燒製的陶器茶碗，織部茶碗由此得名。]正面的白釉處還是用黑釉描繪了嫩蕨菜的圖案。”“茶盤裏放着兩隻筒狀茶碗：一隻赤樂與一隻黑樂〔指樂氏燒製的赤、黑釉兩種陶茶碗。相傳是長次郎於天正年間（1573—1592年）所創，由豐臣秀吉賜樂氏印，傳至今日〕。”此外，“志野彩陶”“母親的口紅”等部分，還有大量的關於志野陶罐的描寫，小說濃墨重彩地描寫陶藝不僅使其情節逼真可感，而且普及了茶藝文化和陶藝知識，勾起讀者對陶藝的求知慾和認同感。川端康成將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深刻地體現在小說裏，在發展和弘揚日本文化的同時也宣傳了日本陶瓷藝術。
陶瓷不論是在現代的日本還是中國，在小到喝水吃飯，大到煮酒品茶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作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莫言在其小說《紅高粱》中描寫到的老酒坊，裝酒用的酒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間陶器用品，“他把酒罈子按到甕裏，酒咕嘟咕嘟灌進壇。提壇出甕時，壇上的酒滴滴答答落入甕內。父親改變了主意，他把壇裏的酒倒進甕裏。”而中國古代精品瓷器走俏的上層路線決定了其不會出現在山東民間的小酒坊裏。中國精品陶瓷與百姓生活脫軌，中國現當代文學缺乏對傳統工藝強烈的民族認同、缺乏書寫傳統技藝的意識，很多傳統技藝只能在少量的從業者之間和專門書籍中得到傳承，這些也是造成現階段中國陶瓷國際競爭力偏弱的重要原因。在物質和文明日益泛化的20世紀現代化大浪潮中，中國陶藝雖然開始偏重平民化路線，卻未能以質量爲堅守實現良好的過渡，以至於出現中國陶瓷粗製濫造較多和市場總體低迷的困境。通過中日兩國文學內容對比可以發現，中國現當代的文學相對缺乏對本國陶藝的認同和書寫，沒有意識到中國陶藝的困境，更沒有爲包括陶藝在內的傳統技藝承擔起文學本身應該擔負的責任。
三、中國藝術的繼承和創新需要文學相助
從日本文學對陶藝的書寫可以發現：文學對包括陶藝在內的衆多傳統藝術的繼承和創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陶藝的平民路線在其發展過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試想如果我國的精品陶瓷也能夠走平民路線，創作出普通百姓可以消費並喜聞樂見的陶藝作品，而不是《紅高粱》裏樣式粗糙的大酒罈子，其發展的空間是不是會有所拓展？讓百姓真正瞭解，欣賞和喜歡的陶藝作品，必然會爲當下中國陶藝的傳承帶來另一番景象。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陶藝應堅持面向平民階層的發展方向，同時把好質量關，學習日本陶藝最核心的競爭力即其製作精良的產品特點。中國現當代文學在這裏需要承擔的就是連接傳統和現代，連接大衆和精品的紐帶作用，一方面傳播傳統的文化和技藝，另一方面爲傳統文化和技藝的傳承和創新打下基礎。
首先，中國現當代文學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增強對傳統優秀文化的認同和傳承意識。在傳統和精華不斷遺失的當下，中國文學應樹立起對傳統的認同意識。只有真正地將陶藝當作一種文化和藝術，並真正地熱愛中國的陶瓷藝術，陶瓷藝人才能像日本的陶瓷藝人那樣將自己的技藝提升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才能做到讓每一件作品匠心獨運、精益求精。文學也是一樣的，需要在對陶瓷認同的基礎上進行相關基礎知識的普及。其次，對專業的製陶技藝的描寫並不應該是文學創作的重點，文學表達的重點多在於對審美體驗的描述。文學作品不能爲了宣傳而創作，而應該在行文時在關於陶藝的部分注重向讀者傳達相關的審美感受。如同川端康成的《千紙鶴》那樣，並不僅是就技藝寫技藝，而是將陶藝與日本傳統文化相結合產生的審美效果共同服務於小說的敘述和情節。同時作者筆下的一段段匪夷所思的情愛故事擁有了更多的歷史厚重感和時代生活感，也更加容易深入人心。最後，文學對陶藝等傳統技藝的描寫，一方面要尊重歷史事實，真實地再現這些技藝，另一方面需要作者採用正確的寫作策略，讓藝術爲文學服務，而不是抓了藝術，丟了文學。文學的巨大力量不僅在於可以上通下達，還在於現代社會條件下文學表達實現方式的多樣化。電視、電影、互聯網新媒體等都是重要的文學表達途徑，並對引導大衆趣味和認知產生更爲深刻的影響。如果當下時代的主流作家能夠擁有重視傳統的意識，並將其認同付諸於文學創作中，一定能夠極大地發揚傳統的陶藝文化、促進人們對中國陶瓷藝術的重新認識，甚至進一步推動中國陶瓷藝術走上一條健康的現代化之路。提倡文學對傳統陶藝等的重視，最終是爲了促進我國製陶技術和陶藝市場向良性方向發展。
結語
在對日本陶藝的飛速發展和較高的市場佔有率的原因進行研究與對比後，人們可以看到中國陶藝的發展不僅面臨着對傳統繼承不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創新能力的不足。中國一方面需要學習的是日本古陶的“師法自然”“自性真空”的純真、樸實風格，另一方面需要學習日本在陶瓷製造技術上的不斷創新。中日文學對陶瓷藝術不同程度的書寫再次證明了“文藝不分家”的重要性。中國文學在恰當處應加強對包括陶藝在內的傳統文化的描寫，並以文學的形式建言獻策。文化和藝術的復興不是一日之事，只有一代代中國人從思想上重視、在行動上努力，這一目標才能夠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