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奧爾特加一加塞特是20世紀西班牙的一位重要的人文學者、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於30年代撰寫的《大衆的反叛》，是對以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爲主要特徵的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最早的理論反思。上個世紀80年代，他的“大衆社會”理論又成爲美國思想文化論戰中的一個熱門話題。文章從這一爭論切入，對加塞特的思想的由來、他的大衆社會理論對構成“現代性”的“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負面影響所作的批評，以及該批評所引發的對社會文明傳承的一系列問題的思考等，重新加以審視和辨析。筆者認爲，加塞特的大衆社會理論固然有其明顯的偏頗和侷限，然而他對於現代社會良知的呼喚，他所提出的要遏制對民主的濫用、實現個人自由與自我約束的平衡等看法，既是對現代性的挑戰，同時也是現代性本身所需要自我完善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 奧爾特加－加塞特 “大衆的反叛” “大衆社會” “超民主” 精英主義
當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哈佛大學的丹尼爾·貝爾教授(Daniel Bell，1919—)在其《意識形態的終結》(1960)第一章中介紹說，在當今西方世界，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最有影響的社會理論也許就要算“大衆社會”理論了。雖然它沒有冠以某個人的名號，沒有像把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化人際關係的理論歸於馬克思，或把非理性與無意識理論歸於弗洛伊德那樣，但是，貝爾認爲，這種“大衆社會”理論的產生，與一批帶有貴族傾向和天主教背景的批評家有着密切的關係，例如，奧爾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加布裏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1889—1973)、愛彌爾·利德勒(Emil Lederer，1882—1939)、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等。這些人有一個比較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於19世紀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高速發展，歐美許多發達國家的教育、科技、通訊、交通等都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社會物質財富激增，民衆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這一切引出了一個後果：歐美社會進入了一個以“大衆的反叛”爲標誌的時代。然而，貝爾指出，奧爾特加之輩都是一些“貴族批評家”，他們對社會自由的一般狀況並不關注，他們更關注的是個人的自由。在他們看來，大衆羣體崛起、並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開始佔上風的情況，改變、甚至摧毀了自古以來形成的傳統觀念和信仰，使得往日養尊處優的貴族精英們風光不再(“優越的衰敗”)，使得他們不再能對人們的意見和趣味產生主導性的影響。於是，對於這批貴族精英來說，“大衆”就成了他們向現代社會發泄所有的怨恨的出氣筒。“大衆”成了一個相當貶義的術語，它可以指一個沒有任何明顯特徵的羣體，也可以指“現代文明中的落魄者”，也可以指一個機械化、官僚化了的羣體，甚至也可以指對社會產生威脅的“ 暴民”。而按照貝爾的說法， “大衆”(mass)和“羣衆”(masses)這些貶義性的概念，最先都是由奧爾特加一加塞特引介的，在奧爾特加的書中，“人們可以找到他對於‘現代性 ’的所有最猛烈的攻擊”。
貝爾的這番話聽來有點弔詭：一方面說奧爾特加的理論對“現代性”發起了“最猛烈的攻擊”，而另一方面，則又說這種理論是當下僅次於馬克思主義的“最有影響的社會理論”。這兩種說法相互有點矛盾，但仔細想來，卻又覺得透出點道理。按說這現代化的進程乃大勢所趨，“現代性”簡直可以說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同義語，然而，爲什麼恰恰是向現代性發起挑戰的看法，反倒愈加影響卓著併發人深省呢?若深想開去，這樣的弔詭還真有點普遍性：愈是對大勢所趨的潮流唱點反調、提出質疑的，倒愈是能比那些諾諾應和之聲流傳得更加久遠。馬拉美說“人總想白裏挑黑”，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
顯然是爲了回擊奧爾特加的“攻擊”，《意識形態的終結》第一章以醒目的“大衆社會的美國：一個批判”作爲標題。但這樣又使貝爾的立論陷入了一個矛盾，或至少說，他沒有講清楚，究竟是“大衆社會”理論從總體上說是一個錯誤，必須予以批判，還是僅僅是“大衆社會理論”不合美國的情況，不能用來對美國社會作出說明和解釋?因爲按照貝爾自己所說，大概應該是後者。如果是這樣，那麼人們就要問，至今仍然影響極大的這個“大衆社會”理論，它今天還能給我們以什麼有益的啓示呢?至於貝爾試圖以美國爲例來對“大衆社會”理論進行批判，若細究起來，則又會產生另一個問題。我們都知道，美國其實是一個特殊性很大的國家——其實從貝爾自己在本書的闡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無論是從它的歷史文化傳統、公民人口構成、地理環境條件，還是從它的社會結構和政法體制等方面作單一的或通盤的考慮，它與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國家幾乎都沒有什麼可比性。要說歷史，美國是世界上歷史最短的大國，雖說沒有沉重的傳統包袱，卻也造成了它的文化底蘊的淺薄；要說自然條件，美國的地域遼闊，物產豐富，兩面臨海，無比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她成爲世界上最富裕、恐怕也是最不懂別人如何過日子的國家；而從意識形態上說，美國作爲一個完全由移民組成的國家，從最早的“五月花號”木桅船令第一批來自歐洲的移民在普利茅斯登陸之時算起，就基本上不存在歐洲民族國家中那到處可以感覺到的階級意識。凡此種種，貝爾若僅僅以美國爲例對歐陸衍生出的“大衆社會理論”進行批判，也就未必有很大的說服力了。相反，他對於奧爾特加一加塞特等提出的所謂 “大衆反叛論”的批判性的闡釋，反倒愈發引起了人們的好奇——人們至少不禁要問，這個奧爾特加提出的“大衆社會”理論，究竟在哪些方面與美國人所奉行的根本價值觀發生了牴牾，居然連貝爾這樣本來就已經相當保守的學院派精英對他也不能見容?
貝爾把奧爾特加劃歸爲“貴族批評家”，若從他的“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