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學要研究人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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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主流經濟學 理性 非理性

論經濟學要研究人的非理性

[論文摘要〕主流經濟學以人是理性的假設爲基礎,進行數學化的推論,能夠解釋人的理性經濟行爲,但不能說明人的不確定條件下的非理性決策行爲。近年來,在不確定條件下決定的非理性行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把非理性納入經濟研究成爲補充主流經濟學缺陷並推動經濟學發展的不可或缺的方面。

在經濟學方法上,新古典經濟學以經濟人是理性的假定爲基礎,並把數學方法引進經濟學的研究之後,現實的人都被簡化爲能夠在任何不確定性條件下完成最優選擇的理性人。經過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特別是經由阿羅—德布魯精妙無比的數學方程證明了現代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框架後,有人認爲現代經濟學的宏偉大廈已經封頂了,此後的經濟學家只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修修補補工作就夠了。經濟學家們沉靦於運用日益先進的數學工具建立了無數精緻的經濟學模型,以此分析個體和組織行爲,甚至用經濟學方法分析人類方方面面行爲。加里·貝克把經濟學模型的解釋力擴大到政治、法律、犯罪、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問題。“經濟學帝國主義”和“經濟學話語霸權”等說法折射了這一現實。

然而,以理性的假定爲基礎建立的經濟學大廈可靠嗎?人的理性能夠經常實現嗎?當人們對於這個似乎不證自明的前提進行叩問時,便會發現人在面臨不確定性條件進行選擇時理性至少是有限的。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學說是無法接近人的內在性,也無法解釋現實人的經濟行爲的全部。自西蒙提出“有限理性”之後,懷疑理性假設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行爲學的發展爲這種懷疑提供了越來越充分的根據。行爲學理論揭示,某一行爲,只要它給行爲主體帶來的回報超過了行爲主體記憶及其它行爲所帶來的回報,行爲主體就會選擇該項行爲。或者,某一行爲,只要它能夠給行爲主體帶來與“預期”效果相比更“滿意”的效果,它就可以成爲理性選擇的行爲。但人的選擇永遠也無法達到全局最優,因爲人始終處於“學習”的過程中,人的選擇不斷地精緻化。由於“有限理性”可以通過學習過程而不斷獲得完善,它也被西蒙教授稱爲“過程理性”。

如果說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而聞名於世,那麼可以說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則因爲把非理性運用於股市分析的成功而家喻戶曉。他認爲非理性稱爲像毒一樣令人着迷,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侷限性。羅伯特·希勒在爲他帶來卓著聲名的《非理性繁榮》一書中,他用了一篇的篇幅來介紹人的心理因素對股市的影響。他認爲,推動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股市發生驚人攀升的東西,同收益或股利等實體經濟增長根本無關。相反,它是人類心理的某種映像—社會上出現了一種集體信念,相信新經濟擺脫了地心引力的影響,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這種說法也許過於絕對,但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股票價格在短期內的變化。這種刺激了股市繁榮的人類心理進發出的力量能將經濟驅趕進萬丈深淵。他的著作出版一個月以後,納斯達克從5 000多點飛流直下3 000多點,因此他被譽爲非理性時代的預言家。他認爲,主流經濟學家過於追求邏輯精確完美,必然會使他們感到自己無法同時處理數不清的多個不同因素,只好集中精力於一個因素。這樣他們就失去了活力,因爲實際發生的事件總是被許多偶然因素所驅動的,如果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拋開這一事實不顧,在完全理性的假定上進行數學演繹,其解釋現實力難免要打折扣。這種解釋現實的折扣率與邏輯精確完美成反比例,即越是精美,越是會遠離實際中人的行爲。

如果說羅伯特·希勒成功地解釋了資本市場的非理性特徵的話,那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深人地研究了非理性和一般經濟行爲的關係。他把心理研究的成果與經濟學融合到了一起,特別是在研究不確定狀態下人們如何決策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因而榮獲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丹尼爾·卡尼曼和特維斯基是心理學家。他們通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實驗,證明人在面對問題和決策時,總是傾向於以偏概全,且囿於記憶和可利用信息的限制。

丹尼爾·卡尼曼認爲,人們的預期一定要以過去的經驗爲依據,而這些經驗對未知的無限世界而言,總是少數。一系列實驗也證明了人們行爲選擇的“小數法則偏差”,即人們將小樣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佈看成是總體分佈。卡尼曼認爲,這實際上也是由於忽略了先驗概率而導致的對事件概率的判斷失誤,其來源是誇大小樣本對總體的代表性。人們在根據現有信息對不確定事件進行判斷時似乎不關心樣本的大小,也就是“樣本無關”,把這一法則運用於金融市場有很強的解釋力。如果一個金融分析師連續推介的幾個股票隨後的表現都很好,那麼投資者一般會對之十分信任,反之亦然。致使造成對證券分析師的錯誤崇拜,也容易形成證券分析師藉助少數的偶然正確而誇大其準確性事件的發生。“小數法則偏差”還表現爲主體知道事件發生的(客觀)概率,但在主觀上對已發生的小樣本事件進行錯誤的估計,往往高估未發生的事件出現的概率。如雖然人們都知道投擲硬幣正反面出現的概率爲50 %,但如果連續出現多次正面時,人們總是認爲接下來出現反面的概率很大,類似這種對未來的估計純粹是一種心理誤區。

此前,對不確定下的決策研究的代表性成就由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完成。他們把決策過程抽象爲理性的個體追求主觀預期效用的最大化。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理性投資者的信念和主觀概率是無偏的,他們追求均值/方差的有效性。然而,早在50年代,法國經濟學家阿萊斯就通過一系列可控實驗,提出了著名的“阿萊斯悖論”,對期望效用極大化的理性提出了挑戰。阿萊斯悖論如下,若有兩個投資機會A與B: A會穩贏3 000元;;B會以80%概率獲4 000元,20%概率得零。大多數人會選A。但再考慮投資機會C與D,C會以20%的概率獲4 000元,80%的概率得零,而D會以25%的概率得3 000元,75%的概率得零,這時,上述在A與B中偏好A的大多數人又會選C。顯然,人們在A,B之間的選擇了風險小的,但在C,D之間的選擇了風險較大的。阿萊斯由於提出這一悖論以及與該悖論相關的對人類選擇行爲的一系列研究而獲得了198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然而,經濟學家們,包括阿萊斯本人只是提出了人的行爲理性是一種悖論,但並沒有對這個悖論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