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馮凌在上海做幼兒園老師的第8個年頭。她8年的生活，似乎延展成一條直線：依然在民辦幼兒園、沒有男朋友、沒有房子、工資幾乎沒漲……只是家長變得越來越難打交道，幼兒園處罰越來越嚴厲。
眼下，已成空心村的家鄉，她不想回去;留在上海?這裏的幼教事業顯然還沒有足夠的胸懷和誠意。
如果不是近日虐童案頻發，馮凌和她的同事、同行們，可能沒有機會站在聚光燈下。可能幼教，仍舊被認爲是一個最簡單、最開心、只用帶着孩子玩的職業。但很少有人知道，有哪些外在因素，讓本該溫和親切的幼師變成兇惡的“狼外婆”?也很少人知道，孩子們的笑臉背後，幼師有着怎樣的辛酸?
近日，記者來到學前教育水平較高的上海，走近幼師羣體。
一顆心整天爲30個孩子懸着
“孩子是每個家裏最大的財富，一天30多筆巨大的財富讓你看着，你能不緊張?”馮凌說。
7日早上6點，馮凌和同事們起牀了。她們麻利地煮熟麪條，碗不離口地扒拉幾下。7點半，來到這間位於上海閔行區的民辦幼兒園;7點45分，開始接孩子。
“從孩子走進幼兒園開始，我一天提心吊膽的生活就算開始了。”馮凌苦笑。
上午的教學內容，一般是簡單的戶外運動，主要有曲棍球、走平衡，走、跑、跳、爬等。
平衡木上的孩子，讓馮凌和同事膽戰心驚。她們必須站在兩邊，伸出手，做好防護，以確保孩子萬一掉下來，她們能夠及時接住。
“只能一個一個來，前面的安全落地，後來一個才能上來，我們就這樣每天先圍着平衡木走30個來回。”馮凌說。
她們對一個身邊的教訓記憶猶新：今年5月，上海徐彙區一幼兒在戶外平衡木遊戲時，因老師疏忽，孩子額頭嚴重受傷，深見顱骨，縫了18針。
差不多是在同時，在上海一家公辦幼兒園，孩子通過學校門口的晨檢後，被家長送進教室。一名早班教師早已等在那裏，孩子雙臂向後一擡，老師順勢脫下孩子的外套，疊好放進塑料箱裏。
“打着老師的旗號，幹着保姆的工作。如果說這裏是樂園，那也就僅僅是孩子們的樂園!”這位老師無奈搖搖頭，轉過身，又換上一臉笑意，開始迎接下一個孩子。
在上海另一所位於浦東新區的民辦幼兒園做託班老師的程聰，遇到的情況和馮凌差不多：“哪怕孩子摔一跤，心裏都會咯噔一下;特別是有高熱驚厥的孩子，他們午睡時，我就得全程坐在牀邊看着，萬一被子捂住，睡過去……”
一個孩子有7塊專用毛巾
戶外活動之後，老師們開始幫孩子拿下第一塊墊背用的小毛巾，再拿出第二塊，發給孩子擦汗。
像這樣的毛巾，幼兒園爲周託班的孩子每人每天準備7塊，分別用來早晨洗臉、體育鍛煉中/後擦汗、鍛鍊中墊背，喝牛奶、吃午餐和午點等，也各有一塊擦嘴用;即使日託班，一個孩子也有6塊專用毛巾。
一家幼兒園在教師手冊裏寫着：“指導幼兒養成一口飯一口菜，細嚼慢嚥的進餐習慣。”
但馮凌認爲，照顧孩子吃飯是保育員的事，雖然帶班老師不能一點忙不幫。“但我覺得一些像細嚼慢嚥這樣的生活習慣，應該在家裏完成。最起碼家長應該配合。”
等30多個孩子都睡下，程聰纔拿着飯盒，到餐廳打上一份土豆絲，跑到辦公室電腦前吃午飯。她手忙着往嘴裏添飯，眼睛卻盯着電腦屏幕選照片，然後上傳到幼兒園網站。“每天都得讓家長看見孩子在幹什麼，他們纔會踏實。”
下午4點，家長開始接孩子。這也是一天當中，老師接受家長考驗的時候，如果班上的孩子摔着、碰着了，老師要隨時準備接受家長的怒吼。“年輕的家長要溫和很多，如果是隔代長輩來接，常常會有大的麻煩。”
“每天這顆心得時刻爲30多個孩子懸着，直到孩子被全部接走。”每天都要面臨“大考”的馮凌說。
犧牲週末搞“課改”
下午5點，孩子們都被接走了，馮凌懸着的心終於可以放下了。而住在幼兒園的程聰，開始根據幼兒園二次課改的綱要編排課程，寫個案、周計劃、月計劃……
二次課改，就是把原來類似於小學的健康、藝術等五個學科，整合成生活、運動、學習、遊戲四塊，儘量讓孩子戶外運動、玩的時間多一點，學習少一點，玩社會性的遊戲多一點，多練習一些社會場景，通過遊戲、活動啓發孩子。但圍繞着主題，具體要教給孩子什麼東西，則要靠老師自己編排課程。
學習形式上，也變成根據孩子學習能力強弱進行分組搞個別化學習，而不是像過去小學生上課那樣搞集體教學。
程聰說，實際上老師想改，教育主管部門也要求改，每週還得專門給教育部門交課改資料，實際上根本改不動。因爲大多數家長，還是要求讓孩子學到實打實的知識。“他們覺得花這麼多錢來上幼兒園，這麼大的投資出去了，就必須得有回報，即多學點東西，打好基礎，上個好小學。很少想這個階段的孩子到底該做什麼。”
面對這些，學校也焦慮，因爲根據課改要求，要多讓孩子玩遊戲，但家長期望這麼高，能玩嗎?
所以，幼兒園老師爲了應付上級檢查和家長要求，一個月得做兩套教課方案(包括個案、反思、一週計劃、聽課記錄、教案等)，一套是幼兒園結合本園特色、配合家長要求實際教學中用，一套是關於公辦園二次課改的，也就是應付教育部門檢查的。
“平時帶班根本沒時間做這些，只能在下班後或週末做，感覺每天晚上都得加班，甚至還得犧牲週末。”馮凌說。
這無疑對幼兒園老師們提出更高的要求。有業內人士分析說，課改後，幼兒園老師要成爲心理學或測量學專家，去觀察和測量每個幼兒在動作、認知、情緒和人格等方面的發展水平;還要成爲課程專家，被要求去創編“與別人不一樣”的“園本課程”。
快30歲了還沒找到男朋友
下了班，馮凌和她的4個同事回到宿舍。躺在牀上玩着手機的馮凌，看上去有些無所事事。
她們來自湖北、重慶、黑龍江等不同的省市。宿舍是幼兒園幫她們租的，但自己要承擔一半住宿費，水電煤氣費也要自己掏。
馮凌渴望改變目前單調枯燥的課餘生活，但，“正是無節制的加班製作課件，狹小的圈子，到現在30歲了，還沒找到男朋友，甚至沒談過戀愛。”
馮凌開玩笑地說，真沒想到，做了幼兒園老師，把愛都給了小朋友，自己會沒人愛。
她是湖北荊州人。大專畢業後，她獨自一人來到上海，做了8年幼兒園老師。“上學時班裏不到20個人，只有1個男生，一上課班裏滿眼花花綠綠，就缺陽剛之氣，一堆女生帶着一個男生玩。”
後來，馮凌上了班，來到幼兒園，卻發現，除了保安和班裏的一些男小朋友，接觸的大多都是女人：女老師、女阿姨、女園長……
像馮凌這樣，在幼兒園老師中間，絕不是個例。“不管是剛畢業的、還是年近30歲，除了七八個年齡大的保育員，14個帶班老師有8個是單身。如果是個正兒八經白領，我們可能還會挑挑，30歲了也不急，但現在這樣，算是怎麼回事?”說着說着，馮凌有些激動。
她覺得，自己之所以還單身，一是圈子太小、接觸不到其他男生，二是跟幼兒園老師這個職業的社會地位有很大關係。
“幼兒園偶爾來個年輕男性，大家眼裏都放光，帶着孩子戶外做操時，還扭着脖子看，下了班互相咬耳朵打聽：‘是不是來了個男阿姨?看着還不大，沒結婚吧?’”一位27歲的公辦園女老師說，在以前，這種情況簡直不敢想，怕別人笑話，現在也不怕了，反正都快30歲的人。
前年，有個家住上海城郊的同事幫馮凌物色了一個男朋友，不料，第一次約會就黃了。“對方是駕校教練。後來我才聽說，他嫌棄我總哼兒歌，還是個話癆，說我一旦張嘴，就不給他說話的機會，他覺得壓抑;說我整天帶着一幫孩子玩，頭腦太簡單、幼稚。”
家人連續催了馮凌三四年之後，今年徹底急了。中秋節那天，母親給馮凌打來電話說，今年再找不到合適的'，就立即回老家，“又不是啥特別好的工作，要不能找不到對象?”
馮凌苦笑着說：“不成家，就沒有歸屬感;工作又沒任何保障，把最好的年華都留在這了，最終還是一個外來務工人員，靠什麼撐下去?如果真是那樣，我只能離開，上海又少了一個幼教老師……”
你們幼兒園老師
真的都這麼狠打孩子?
6日晚上10點多，一條新聞讓上海閔行區一家民辦幼兒園的教師馮凌坐不住了。她像被針紮了一樣，噌一下從牀上坐起來。“又有害羣之馬了!山東東營，竟然有老師拿針扎孩子，還是個貴族幼兒園。”看看4個同事兼室友，馮凌的臉色有些凝重。
一個同事接腔說：“現在談幼師色變啊，外甥今年剛上幼兒園，前兩天姐姐竟然專門打電話問我，‘你們幼兒園老師，真的都這麼狠打孩子?’”
“還有上次那個太原的幼兒園老師，因爲孩子一道題不會做，打了孩子70個耳光，心理肯定崩潰到極點了。”
“整天不順心，要不是真心喜歡幹這個，能不崩潰?真心喜歡的，也得被壓迫得抑鬱。”
“哪天你不會也做出這樣的事情吧。”大家相互打趣後，房間裏陷入沉寂。
馮凌突然產生新的擔憂：“你說咱們幼兒園的孩子，有沒有帶着攝像頭來上課的?”
最近，在上海一所位於浦東新區的民辦幼兒園做託班老師的程聰，跟孩子家長的聯繫格外多。哪怕是孩子衣服沒穿好，她都要跟家長打電話說上十幾分鍾，解釋一番。
“我怕啊，因爲小事不說，積累得多了，就成大事了。萬一哪個家長不放心，在孩子身上裝個攝像頭對着你，你還有心思帶孩子?可能對孩子正常的批評都不敢了，因爲管得越多錯得越多。”程聰說。她害怕和家長吵架，因爲家長很可能在一氣之下離園。對民辦幼兒園來說，少一個生源，就意味着對收入的影響。
馮凌的同事有點委屈，做幼師，工資不高，又沒啥社會地位，再加上最近的系列虐童案，太影響幼師的形象了，搞得家長也都疑神疑鬼。“長期下去，這就是惡性循環，老師、家長之間互相猜疑，最終受害者是夾在中間的孩子。”
出了事均由老師擔全責
如果說照顧孩子的勞累還能頂得住，那麼生存壓力，則會時不時讓一些老師立即“撂挑子”。
“獎金跟孩子出勤率掛鉤;只要家長投訴，幼兒園就會無條件處罰老師。”程聰說，雖然她所在的幼兒園是一家中低檔園，但只要孩子擦破點皮，家長一旦投訴，老師就得被扣100元工資，還得自己掏錢買營養品或玩具，去孩子家裏安撫。
有幼兒園老師說，全國的民辦園，基本上都靠生源過日子，那就得儘可能滿足家長的要求。“而且家長總覺得，教育孩子是幼兒園的事情，他把孩子送過來，幼兒園老師就得把孩子的安全、學習等所有的事情解決好、處理好，出了事，全是幼兒園的責任，不理解‘家園共育’這個概念。”湖南益陽的一位幼兒園副園長汪飛抱怨。
程聰說，自己一個月收入還不到3000元，孩子摔傷一次，幼兒園處罰100元，家長投訴一次，也會處罰100元，有孩子離園，一個處罰200元。“最氣人的是，幼兒園爲了討好家長、保住生源，處理問題不分青紅皁白，一旦出事，全部推給老師承擔責任。”
“事事罰錢，如果班裏出勤率低一點，每個月花掉幾百元電話費跟家長溝通，最終可能還要自己‘貼錢’。因爲我們的收入直接跟這些掛鉤”。馮凌覺得，雖然幼兒園的制度是爲了增強老師的責任心，但是無休止地把責任推給老師，肆意罰錢，對老師不公平。
馮凌說，實際上，有些事跟老師可能沒關係。比如孩子離園，有的是因爲搬到另外一城市，有的是因爲全家移民了，最起碼學校應該先調查清楚原因，再根據責任輕重處罰。
少吃個荔枝一家四口聲討老師
馮凌說，本來當幼師的工作、生活壓力就很大，如果老師還在爲生計發愁，肯定會帶着情緒上班，長此以往，就會有疑問：“收入不高、一天忙到晚，家長、領導有不理解，還幹這個幹嗎?”焦慮、抑鬱也都跟着來了，最終，要麼老師離開，要麼某一天就會爆發。誰能保證孩子不會成爲發泄對象?
“3個老師看30個孩子，本來就是個有風險的工作。”馮凌越說越激動：“這樣下去，老師就會覺得，我不帶她出去玩，這種風險不就沒有了?我用恐嚇或體罰的方式嚇唬孩子，把孩子看得老老實實，不也沒有擦傷、摔跤風險嗎?”
民辦園老師的日子不好過，公辦園老師就真那麼輕鬆嗎?自稱直到離職後仍喜歡幼師這個職業的範宏說，公辦園的家長們，投訴的問題都是些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被蚊子咬，老師卻不給噴藥;還有一次就因爲孩子少吃個荔枝，全家四口一起來找園長聲討，要求調班級。更有甚者，把老師的一點小過失放到網上，輿論的一邊倒，很可能讓老師今後都沒法工作。
“剛開始工作那會，我每天晚上回家就哭，有時候晚上加班寫教案，經常一邊打字一邊淚流滿面。”範宏說，她有一陣子經常失眠，家人都以爲她得了抑鬱症。
每年進來的和離開的數目相當
湖南嶽陽市教育局一位負責人說：“每年學前教育專業畢業進入幼師隊伍的人數，與流出的幼師人數基本相等，幼師奇缺的狀況永遠改變不了。”
“寫不完的教案、搞不完的活動、沒完沒了的檢查、老公跟着受氣、總被稱爲幼兒園阿姨、有一個幼稚無知的外在形象……”一位已經離職的幼兒園老師，甚至一口氣總結出了不做幼師的28個理由。
馮凌也笑說，在準備選這個專業時，就註定會受到職業歧視。“首先家人就不理解，農村出個大學生不容易，好不容易考上大專，畢業後做個‘孩子王’，一個月三四千元，有啥前途?家裏一心想讓她選中文專業，做記者。但她到學校之後，還是偷偷學了學前專業。
馮凌說，她從湖南一所師範學校學前教育專業畢業時，班裏有16個人。“還沒到畢業，大家就開始各做專業外的規劃了，到現在就剩下三個在做幼教，其他有的考了研究生，有的做了小學老師。”
而河南汝州兩位幼師專業學生的調查結果，也再次說明馮凌同學的選擇不是個別現象。調查顯示，48%的同學因爲沒有更好的選擇，纔讀幼師;34%的同學選學前專業，完全是服從了家人的意志。
正因如此，畢業後，60%的同學做幼兒教師只是權宜之計，從沒想過當做終身職業;62%的同學認爲做幼兒教師又苦又累。
拉法法兒童教育機構總裁葛文偉曾說，他們也在調查中發現，“在幼師行業，一個人要能留三年，太難了”。
收入高低決定幼師穩定性
此前，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王化敏調查發現，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北京，一名普通幼兒園教師的月工資收入也僅有2000多元，“勞動和所得不匹配”，造成願意當幼師的人越來越少。不得已，很多幼兒園以每個月兩三百元的價格用實習生充當老師。
“幼兒園教師平均薪水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湖北省實驗幼兒師範學校校長周宗清說。根據他的觀察，工資水平直接關係到幼兒教師的穩定性，收入高的幼兒教師穩定性強，反之流失率就高。
而編制問題，更讓一些原來學習不錯、希望獲得幹部身份、“吃國家飯”的農村孩子放棄讀幼師學校，加劇了生源惡化。一些幼師學校校長忍不住大聲疾呼：“不是我培養不出優秀的師資，是我的生源有問題。”
另有央視報道稱，這兩年，學習底子稍好的孩子都去讀了高中、考了大學;剩下去讀職專、師專學前教育專業的，多是在考場上失意的孩子，難免會有負面情緒。如果沒有好的疏導，把他們培養成幼兒園老師，的確很難放心。
汪飛則認爲，並不是說不是學前專業就做不了好幼師，不管哪個專業，首先得有一顆愛孩子的心。
以馮凌的經驗來看，上海有不少民辦幼兒園，招聘時都提出大專以上學歷、學前專業、修養好、熱愛孩子。實際上，要看幼兒園缺人程度。
她回憶說：“民辦園要節約成本，基本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沒有老師儲備，用人緊張時，哪管你初中、高中、是不是學前教育專業、有沒有資格證?必須得先抓一個人來，看住一個班三十來個孩子。”這早已是業界公開的祕密。而在2009年教育部統計中，民辦幼兒園佔據了全國13.8萬所幼兒園中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