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億人,這是當下中國流動人羣的總規模,相當於兩個日本、3個德國或4個英國的人口,全球最大。到2020年,這一數字將接近3億。
這個龐大人羣有自己的故鄉,但生活在他鄉,享受不到戶口所在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他們也是所居住城市的建設者和貢獻者,但居住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他們還不能平等享受。
“漂”在異鄉,心卻難“泊”。包括居住證制度在內的戶籍制度改革,牽動着億萬人心——此前,各地探索已經開始。12日,國務院公佈《居住證暫行條例》,一個以常住人口全覆蓋、公共服務均等化爲目標的改革路線圖,開始更加清晰地呈現。
薄薄一張居住證,能否讓他們獲得幸福和安定?未來,他們還有哪些期待與憧憬?新華社記者南下北上,奔赴全國多個城市,實地調研居住證制度的發展沿革,記錄下一張張居住證背後多樣多彩的百姓故事。
從“暫”到“居”,一字之差帶來的生活變遷
試問嶺南應不好?此心安處是吾鄉。
我們的故事也就從嶺南講起。
深圳,中國發展最快的移民城市。1850萬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口就佔了七成。
已經在這裏生活了20年的北京人臧建鳴,至今還記得他1995年到深圳,第一件被告知的事情是要去辦一張“邊防證”。毗鄰香港的深圳當時執行非常嚴格的外來人員管理措施。沒有“邊防證”,到了深圳也進不了特區。去單位上班後,他又辦了一張“勞務暫住證”,有效期一年,每年都要去重新辦理。
“不辦不行啊,隨時可能被盤查收容遣送,睡覺都不踏實。”他回憶說,有一天下班很晚,他忘記隨身攜帶暫住證,便被攔在布吉關外,費盡口舌纔回了家。
一定程度上講,臧建鳴的忘性只給他帶來些小麻煩。曾經因爲一紙“暫住證”,全中國人都知道了一個到廣州求職的湖北籍大學生--孫志剛。他的身亡推動了收容制度的改革。
2008年8月,深圳市開始實施居住證制度。第一時間辦理了居住證,臧建鳴十分高興。從“暫住”到“居住”,一個字的變化,他感覺到了這座城市和一個國家流動人口管理的巨大變化。
“在深圳生活了十幾年,終於不再是‘暫住’了。特別是居住證還帶了一些福利,比如我原來辦理港澳通行證必須回北京,有了居住證後在深圳也能簽註了。”
深圳市公安局人口管理處處長沈莉瑛介紹,2008年版的居住證面向所有外來人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計辦理2185萬張,基本覆蓋全市外來人口。這版“居住證”“以掌握外來人口信息爲主要目的,附着的公共福利有限。”
同樣是外地求職大學生,來自河南的深圳大學商學院應屆畢業生陳東堅信,大城市的大門靠自己的本事就能打開。
陳東的信心來自今年6月起深圳開始實施的新版《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新版“居住證”更加突出服務性,居住證持有人可享受子女入學、看病就醫、社會保險、房屋租賃等多種公共福利,相當於“準市民待遇”。截至11月,已有62.8萬外來人口辦理了新版居住證。
“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個街道上隨處可見的標語,正通過由“暫”到“居”一字之變,逐步成爲現實。
臧建鳴又有了新的感嘆:“我覺得,居住證還要繼續淡化不同人羣之間的福利差異,讓公共服務均等化,才能讓每一個來深圳尋夢的人找到家的感覺。”
居住證,想要擁抱不容易
烤串、烤螺螄、烤大蒜……江西南昌,謝江華和謝曉明夫婦經營着一個燒烤攤,真功實料換來一批忠實“粉絲”。
老家湖南嶽陽有岳陽樓,贛江之畔有滕王閣。生活環境和紅火生意讓他們並不怎麼覺得自己該被歸到南昌市22萬流動人口之中,除了女兒欣怡的教育問題。因爲沒有戶口,他們曾經花高價把孩子送到一傢俬立幼兒園。
2011年,南昌市正式用居住證制度取代暫住證制度。依據配套政策,持有居住證的非本地戶籍人員子女可享受本地居民同等權利。2014年,6歲的欣怡進入南昌最好的小學之一--南昌師範附屬實驗小學就讀,本已準備送孩子回老家的夫妻倆喜出望外。
現實中,不是所有非戶籍人口都能像南昌的謝氏夫婦、深圳的臧建鳴一樣,得到一張附帶公共服務功能的居住證。對於很多身處特大城市的“漂一族”來說,那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
31歲的軟件人才王晗2006年從吉林大學畢業,應聘到北京中關村[-2.42% 資金 研報]的一家IT企業開始了“北漂”生涯。至今,他的家裏還放着一張爲了買房買車辦理的“暫住證”。“這些年,我都是‘暫住’在自己家裏。”談到居京生活種種不便,他東北式的幽默裏,透着幾分無奈。
王晗一直記着件彆扭事:7年前他和公司同事爲了談一筆國外業務去辦簽證,因爲該國對我國的簽證政策和戶籍掛鉤,和他同去的北京本地同事很順利便申到了簽證,而他的戶口所在地不屬於優惠政策範圍,大費周章纔拿到了簽證,差點影響到工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