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缺口近一半，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隆回縣“企業招工領導小組”工作人員胡云說，“今年的需求還會增長，形勢不太樂觀。”
留在家門口的人爲何不願意進廠？外出的人爲何不願回來？隆回這個樣本，或許有助於解釋當下愈演愈烈的“內地用工荒”。
A 農村剩餘勞動力還豐富嗎？
去年，隆回縣政府對轄區內勞動力數量進行了統計：全縣16—60歲的農村戶籍勞動力約56.6萬人，其中近23.9萬人留在縣內。
問題在於，23.9萬人中的近6成，年齡超過40歲，而當地工廠普遍要求求職者不超過45歲。
“超過這個年紀，視力和靈活度都跟不上，我們設置的上限是42歲，技能熟練者才適當放寬。”興昂鞋業人力資源主管焦美君說。
另一個問題是，23.9萬人，除去農業所需，還剩多少？這沒有最新的官方統計，邵陽學院副教授李新平曾瞭解到，2012年時的這項數據爲10.9萬人，不到隆回農村勞動力總量的兩成。
上述數字，與人口學家蔡昉2012年對全國的估算相當接近。當時他發出警告：這意味着，農村不再像許多學者所想象的那樣，仍然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已經過去，不再是用低工資就可以促進農民轉移。
農村剩餘勞動力是一個統計學概念，通常指除去農業生產所需後剩下的那部分勞動力。宏觀意義上，其數量越少，意味着包括加工製造業在內的各行業用工會更緊缺。
當打工的收益下降，非農產業（農村中的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批發貿易業、服務業等）收益上升時，結果就很好理解了：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力會向後者轉移。
隆回到底有多少人從事非農產業，至今無準確數據。縣就業局培訓股股長劉志剛相信，其數量和比例無疑在持續上升，“我老家的村子，越來越多的人在幹建築工或跑運輸。”
桃洪鎮銅盆江村村委會祕書李江海介紹，十年前村裏幹建築工的“手指頭可以數過來”，現在增加到200多人，接近留在縣內的勞動力的一半。
B “大嫂”爲何成了主力軍？
每天工作10小時，每週休息1天，月收入1500元，趕上加班可多拿一兩百——胡云發現，這個待遇只會吸引一個羣體：年齡超過30歲、有老人小孩要照顧、不願意背井離鄉的婦女。
焦美君介紹，興昂鞋業有1900個員工，男女比例爲1：10，30歲以上的女工約佔7成，“一到中午，就看到一羣大嫂從門裏面涌出來。”桃洪鎮副鎮長周強戈開玩笑地說。
今年，興昂準備擴大至3500人的規模，長期計劃是6000人，“我還真沒把握。”焦美君說。
當地農村30歲以上的婦女勞動力，即使除去農業和非農產業所需，仍以萬計，是什麼使得她們中的部分人不願進工廠？
焦美君曾經去過隆回北部的小沙江招工，那是一個相對偏遠落後的鄉鎮。她發現，當地婦女有一個普遍想法：爲了1000多塊的月薪，放棄照顧老人小孩、家畜莊稼，並不划算。
興昂員工的分佈也很有意思：來自工廠周邊兩個鄉鎮的工人最多，距離越遠，人數越少。
在近郊的銅盆江村，李江海介紹，女工們往往會在下班後搭乘最後一趟城郊巴士回家，給小孩做飯。
對當地企業而言，大齡農村婦女佔多數的員工結構，是不得已的選擇。
“你講企業認同感，她們更關心孩子考了多少分、家裏那頭豬餵食了沒有。”焦美君一直想培養一批相對高學歷的年輕人作爲基層管理者，但現實讓她難有選擇餘地。
C 中年人爲何也不願意返鄉？
去年春天的統計顯示，隆回有32萬農村勞動力在省外務工。
年輕人想呆在大城市很好理解，但中年人爲何也不願回來？——今年春節，焦美君做過調查：372人中，有意向回家務工的約10%，20%—30%表示可以考慮，其餘的屬於“條件不允許回來”。
在深圳務工的劉雲鬆夫婦做過一個比較：兩口子屬於熟練工，月薪加起來約7000元，除去開銷，仍比在內地打工划算。回家意味着一切要從頭來，“孩子要學費，家裏蓋房子也要錢，這個險不好冒。”
劉雲鬆還有一個顧慮，夫妻倆在深圳已經攢了十年的`養老保險，再交五年就可以按深圳標準領養老金。若回家，養老保險雖可轉移，但湖南養老金標準不及深圳，長期算下來會有較大損失。
桃洪鎮勞動保障站站長羅萍也注意到，今年春節，很多在沿海打工者都問她“養老保險轉回來是否划算？”
更麻煩的是，將養老保險轉回內地而新的工廠拒絕繳納，就會造成斷檔。羅萍發現，內地工廠爲節約成本而不給工人繳養老保險的現象，“比較普遍”。
但焦美君並不認爲，內地工廠參保率低的責任全在企業。
她瞭解到，當地有一家代工企業今年準備普及養老保險，卻遭到一些員工拒絕。原因是，每月500元的保險金個人要承擔200元，繳納15年纔能有回報，“年齡大的工人會想，我在工廠能幹幾年還不一定呢？”
D 怎麼解開“用工荒”的癥結？
隆回縣東西窄，南北長。南部爲縣城所在，經濟相對發達，企業集中。北部多爲農村，剩餘勞動力多，將其轉移至南部工廠，至今是當地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些北部農民或許會有這樣的經歷：年輕時在外打工，孩子放家裏，到一定年齡後回鄉。他（她）有豐富的技能，爲用工緊缺的當地工廠所歡迎——“通常會成爲生產線管理者”，焦美君說。
問題是工廠離家較遠，難以兩頭兼顧，“要不要再次離家”也成爲一個很難做出的決定，再三權衡或許還是放棄。
這個由當地官員描述的矛盾，是中國結構性“用工荒”癥結的縮影——“（使得）一大批本來已經進城的勞動力過早地退出了城市勞動力市場。”學者樊綱如此描述。
這也爲可預見的民工迴流提出了新課題。
最好的解決方案，是讓農民舉家入城，真正實現“在家門口打工”。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如小孩入學、住房、各種農村戶口難以享有的福利——本質是讓農民“市民化”，但在社會福利與戶籍掛鉤的當下，地方政府無力給農民工提供與市民相等的福利。
去年的“當前形勢與改革”座談會上，樊綱提供了一個新途徑：跳出“城市公共服務供給與戶籍掛鉤”的思路，把新增財力集中用於更廣大的“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務供給，哪怕這種供給的標準比“戶籍貴族”們低一些，也會更有利於加快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並大大緩解過早出現的民工荒問題。
[兩會報告摘錄]
更加註重把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有序轉變爲城鎮居民；放寬中小城市落戶條件，合理引導人口流向，讓更多農村富餘勞動力就近轉移就業。加強對農民工的人文關懷和服務，着力解決農民工在就業服務、社會保障、子女入園上學、住房租購等方面的實際問題，逐步將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到農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