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前，國內各軍系的地方政治勢力，不論其主導者作為個人的道德或政治目標為何，其作為整體和地方政治力量，其第一政策目標都是自身利益，但當南京中央政府在抗日問題上稍有弛緩，他們無不以抗日大義進行標榜，既影響社會，鞏固自身的軟力量，也對中央政府進行道義要挾，甚至作為軍事對抗中央政府的政治理由。非常諷刺的是，“六一事變”中的兩廣軍閥暗中與日本聯繫甚多，而後來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父子，其多年與日人合作的歷史更是漫長，不過，熱河事變後，汪精衞等也拿激進的抗日姿態攻擊張學良。在1930年代，誰抗日喊得響，誰正確的現象只是歷史上華夷之防的現代翻版而已，與現實、嚴肅的中日關係對策沒什麼關係。抗日或抵禦外侮，除了作為現實的政策思維之外，在更多的時候，也是中國政治鬥爭中上對下、下對上進行攻防的殺威棒，大殺器，而且是一種低門檻核武器，人人可以方便使用。這些歷史事實與當時由於民族意識覺醒，在普通知識青年中迸發的真誠愛國熱情不是一回事，相反，各路私心自用的大小政客與政治和軍事流氓，無不以利用和掌控這種青年的愛國真情為要務，為此，虛假和欺騙的政治一時成為風氣。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最高國家任務乃是將古代形態的亞洲帝制和專制社會轉型為現代化的社會，這既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但更是民族發展和新生的需要體現。內部的革命，外侮的抵禦，均不能離開這一主線。因此，三民主義有民族一章，而中國的現代史運動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乃為中心任務。然而，現代民族並非單純基於文化的認同所能實現，何況中國古來即非單一民族國家，而是融合諸多民族的複合民族國家，因此，要實現現代民族再興，則必須張揚個體意識與權利，這是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互為表裏的原因。有民權，能新民，然後有新民，才能構成對民族國家的新認同，才能獲致和確保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從而有安全的環境來實現發展，發展民族事業，參與世界文明，俾中國人過上無愧於古老文明榮譽和先進國家人民的生活，這是民生主義的終極目標。因此，抗戰與建國，也即是新民，締造中國新政治民族的進程互為表裏，名二而實一。
如此看1937年爆發的全面抗戰，我們會有不同的認識。對抗外部威脅的根本手段和目的是內部的目標，所以，今日説抗戰的人往往忘記了，當時抗戰的口號實有四個字，而不是簡單的軍事戰爭行為：抗戰建國。整個社會的精英階級明白日本侵略的目標不僅是追求類似蒙元和滿清式的軍事征服，而是借日本率先完成的現代化文明徵服中國民族與文化。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威脅，所以，在建國以復興民族，重建新民族政治的召感下，全民乃能奮起，並達成基本團結，於是可能進行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建國的政略高於抗戰的軍略，抗戰之得由興起，在建國政略的強大感召力，其顛簸則在此一政略實現的.蹉跎。而建國的目標在於什麼?就在辛亥所揭櫫的民主、自由、共和、憲政之中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樣的信念支撐了中國人走過八年血水火山之路。
抗戰以建國，考慮到國家即是民族，所以，建國也就是新民，復興的實質是構建新民族及其認同，因此，分歧與歧見也是在所難免的。而建國同時作為政治上下結構的重建，這包含的權力目標自然會誘發全社會沉睡的欲求，所以，今日當我們重温抗戰的偉大，也不應該忽略在這一偉大進程之中所包含的各種人性與社會的醜惡。仁人志士奮而忘身，以求國族的生存和復興，君子士民毀家靖難，以應國家民族光明未來的召喚，然其間也有小人借大義謀私利，在和戰、中日之間依違兩可，視小團體的利益高於一切，最後，以最高權力為目標。這是真實的歷史。
總括而言，對於中國而言，國人須要警醒的是，抗戰雖早已勝利，但建國的任務迄今沒有完成。無自由、民主、憲政和法治的中國，則內不能保障和聲張民權，外不能保障國權，由此不能造成政治的民族，因而也就不會有真正堅實的統一國家認同意識，因此，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就還是處於半現代、半中古形態的國家和文明狀況。處於此狀況的國家，對外不能正確認知外部環境及世界的變化，不能體認自身處於實際何等的國際位置，對內經常會藉助外部威脅或事務進行暗箱的政治手段，這都是必然和自然的。又因此，因為不能正確認知外部世界，所以對全球事務，多采取寧願信其有的陰謀論看法;因為不能有內部制度化、上軌道的政治博弈平台及管道，所以，對內則往往在貌似堂皇的號召之下，從事極為殘忍的暗箱政治鬥爭，此種鬥爭，神仙打仗，殃及凡人，每每又使社會支付慘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