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中，文本問題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並且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研究者至少在三個方面形成了基本的“共識”：一是文本研究必須改變過去那種單純依據作品中的片言隻語便對其觀點進行無限地概括和提煉的做法，而要儘可能從文本的完整性出發客觀地再現其思想的實際進程和總體架構；二是文本研究必須深入瞭解國外“馬克思學”界的研究動態，還不僅僅只是滿足於關注那些對馬克思思想當代影響的總體評價，更重要的是緊密跟蹤西方學界在具體文本、問題的探討中所做過的工作及其最新進展，特別是馬克思著作最權威的“歷史考證版”（即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簡稱MEGA2）新的編輯、研究狀況，結合我們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作出新的梳理和評價；三是在比較思想史的視野和當代實踐的格局中，討論文本中提出的問題、觀點和見解，以顯現其時代差別、意涵變遷、思想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如果把上述三方面的基本共識連綴起來考慮，其實昭示出的就是構成完整的文本研究前後相續、層層累積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個步驟、三個環節，即版本考證、文本解讀和思想研究。從中可以看出，文本研究的意旨和歸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但是與過去的研究路數不同的是，對這些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能離開對具體文本寫作過程、刊佈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所進行的考察和梳理，不能離開對構成文本的各個具體章節所進行的翔實的剖析和解讀，這些可以説是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最薄弱的環節。同時又必須明白，版本研究並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內容，甚至毋寧説，它只是更為重要的文本解讀和思想闡釋的前提性、基礎性的條件。我覺得明確文本研究中版本研究的必要性和有限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在這裏就以《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研究為例，陳述我的看法。
首先，我必須説，版本考證是文本解讀、思想闡釋的基礎和條件。精深的文本研究絕不能面對一部現成的、經過別人編輯而成的著述馬上就進行解讀，尤其忌諱單純根據其中的隻言片語便對其思想進行概括和評論，首先應做的前提性工作是對文本寫作的原初背景和寫作過程進行考察，對該文本的原始手稿的各種版本進行甄別，因為我們雖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達，然而同時又必須保持警覺，即文本與原始思想之間其實不可能是完全對應的關係，就是説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經完全通過文本表達盡淨了。而文本研究必須儘可能根據文本及其相關文獻把文本與作者思想之間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這樣，從文本本身出發雖然最初提煉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問題和思想，但版本考證的.各項細緻的工作已經廓清了它們產生的文本語境、原初含義，以及相同問題的內涵演變與當代體徵，這就使我們既看到歷史延續和累積，也可以把握創新與重構，使文本中的原始思想的當代價值真實地得以呈現出來。
為了呈現一個完整的文本解讀基礎，對於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運多舛的作品，應當對關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獻，包括準備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過程稿、修改稿、謄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關材料進行全面性的收集和詳實的考證。作為本書研究對象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正屬於這樣一種類型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除卻寫作過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確定(即是在雜誌上發表還是出版單行本？這一問題能否很快落實直接影響這一著述的行文、選材和篇幅。)、對有的批判對象的有關著作或文章不太瞭解、另有《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英國社會史》的寫作計劃等等），它沒有順利完成，就內在的思想根源説，一定程度上緣於馬克思等人了斷與青年黑格爾派哲學及當時德國流行的其他社會主義學説之間關係和因緣的艱難，新的思想的剝離、鍛造和建構過程的艱難，因此關乎那些原屬於同一陣營、觀念互為背景和參照的思想歷練過程中那些眾多的文獻文本都是我們研究《德意志意識形態》必須注意的材料；再從最直接的關係考慮，昭示馬克思等人思想進程的那些文本[1]、被馬克思喻為“萊比錫宗教會議”的《維幹德季刊》第3捲上鮑威爾、施蒂納等人的文章、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費爾巴哈、盧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著述也都屬於《德意志意識形態》準備材料的範圍，因此，也需要對這些著述給予程度不同的關注，甚至詳細解讀。
而就《德意志意識形態》本身來説，它的寫作過程異常複雜，寫作之初還沒有通盤的框架構思。待確定了批判對象後，先寫出一些短稿，這些篇章雖然後來也沒有成為《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但實際上是正式寫作前的“嘗試”或“演練”，因此，可將其視為《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論猶太人問題》、《神聖家族》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那麼至少《對布魯諾·鮑威爾的反批評的答覆》是屬於這樣的“先行稿”，對此我們也就不能視而不見。關於《德意志意識形態》最初的草稿、兩卷本體系框架的形成過程、特別是《費爾巴哈》章文稿的各不相同的手稿，還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沒有收錄的一些刊印稿、作為原屬第一卷組成部分的《“格拉齊安諾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遺失的兩章，等等這些屬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過程稿、修改稿、謄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關材料，更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至於《費爾巴哈》章多種不同的編排方案，我們當然需要將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進行比較和鑑別[2]。
所有這些並不是“博士賣驢”式的買弄和炫耀，不是搞“煩瑣哲學”；相反，可以説，版本考證深入和準確的程度與對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觀程度是成正比的。在這裏我不得不特別要表達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文獻學家所做工作的敬意，特別是對他們在研究中所體現的謹慎、嚴謹的治學態度的欽佩。聯想到國內長期以來對《德意志意識形態》，那是一種怎樣的情形呢？絕大多數研究者撇開對這一著述的寫作過程、版本源流、文體結構的探究，甚至對其內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讀和梳理，單純根據通行本中的某個段落甚至一句話就無限演繹、提煉，根據當代現實和流行的觀念去挖掘、比附馬克思的思想，把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與當代社會現實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現在看得很清楚了，這種沒有學術依據、蹈空闡釋的所謂“研究”，只有時效性，沒有恆定性，從而也就很少有科學性和學術性，以至於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在內的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積累是如此薄弱，對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長期沒有達到馬克思本人所實現了的哲學變革的高度，而是處於一種低於馬克思的或“前馬克思”的層次和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