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語言學是指運用語言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研究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異的一門學科，以下是小編整理推薦的一篇相關論文範文，希望對你的論文寫作有幫助。
一、引言
社會語言學是一門邊緣學科，融合了社會學和語言學兩門學科，主要研究在各種社會因素影響下所產生的語言變異，力圖通過研究社會因素對語言產生的影響及其結果而更深入地解釋語言的本質屬性。社會語言學以往對語言變體的研究中，研究者只關注其形式，僅從社會因素的角度來分析語言變體，未能提出語言使用者的認知動因，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意義”研究。直到 2010 年德克·希拉茨等語言學家在其主編的《認知社會語言學的新發展》一書中才正式關注語言變異。此書以社會語言學為基礎，強調語言變異研究的認知取向，關注社會因素、社會語言學變量同認知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由此，社會語言學的認知轉向開始被越來越多的語言學家所關注，變異的意義研究成為了社會語言學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變異的意義研究對社會語言學的重要性
語言變異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而意義的研究是認知語言學的研究中心。“社會語言的變體”指的是表達同一語言功能或者實現同一語言因素的一套語項，並且每一個語項都具有社會和文體意義，這些意義的產生與語言外因素密切相關，如社會地位、年齡、性別、職業、民族羣體等。因此在以社會結構為根本的真實的言語社團中，交際能力必須以認知能力為基礎去掌握語言的同質性和語言的變體，而這種知識的掌握就像慣習一樣適時適地。實際上，它是一種遠遠超於語法和語言結構的能力，而是一種文化和認知的能力以掌握由於文化社會再生產過程而代代相傳的同質性。而認知語言學明確提出可用“識解”來具體分析變異的認知動因，因此，認知語言學可以促進社會語言學從表層的語言形式變體研究進入到深層的語言意義研究，使社會語言學研究更加完善。
(一)“變異的意義”研究對社會語言學研究的補充
既然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核心問題是“意義”，那麼我們就從這一方面探討“意義”的認知研究對社會語言學的啟發和貢獻。認知語言學家最關注的問題就是語言的內部變體是如何影響語言現象的出現的，即意義。
而意義的變異卻是社會語言學家一直以來所研究探討的，那麼意義的認知研究無可非議地被社會語言學家所接受。對於社會語言學研究來講，意義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根本，而是核心。社會語言學家認為社會語言變體指的是表達同一語言功能或者實現同一語言要素的一套不同選擇，但變體的真值(truth value)相同，每一個選擇的背後都具有社會和語體意義，這些意義的產生與語言外因素密切相關。如果社會語言學變量是指意義，那麼對於社會語言學研究來講就必須重視語義的研究，包括意義與其他變異的相互作用和語義等價問題。我們以詞彙意義研究為例來闡述上面的問題。
詞彙的選擇是由不同的因素決定的，除了文本的主題外，還有一系列的社會語言或文體變異，導致語言使用者選擇不同的詞彙。這種詞彙的選擇不是特定概念的選擇，而是選擇不同的詞語表述相同的概念。例如在美國英語中地鐵是subway，而英式英語中地鐵為 underground, 詞語不同，但是表述的交通工具相同，我們把這種變異叫做正式的一物多詞(FOV)，與概念性的'一物多詞(COV)不同，概念性的一物多詞包括主題的選擇，例如談論公交系統，還是啤酒或者運動等。
而第三種變異是講話者和語境關係引起的變異(SSV)，包含了所有與講話者所處語境相關的因素，例如在對話和演講中，講話者會選用不同的詞彙。那麼 COV，FOV 與 SSV 之間的相互作用就導致了講話者選擇不同的詞彙，這就要求社會語言學家在詞彙學的研究中系統的研究這樣一個問題，即“在 COV，FOV 和 SSV 的共同作用下，詞彙變異的整體構建是什麼?”因此，社會詞彙學的研究就需要從社會語言學背景下的傳統的社會詞彙學研究，即正式變量和正式變量與方言文本之間的二元要素研究轉向三元要素研究，即形式、意義和上下文之間的關係的研究。
語言既社會事實，也是認知事實。也就是説語言既具有客觀性，也具有主觀性。Van Dijk 及Harder 在其研究中指出，語境因素並不直接作用於語言加工，而是進入語言使用者的認知，才能與語言發生聯繫。由於個體之間存在不少差異，認知方式也不同，因此在語言使用中對形式的選擇和意義的實現是不同的。語言是社會和認知，也是客觀和主觀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將傳統的社會語言學中對“社會—語言”的研究增補為“現實—認知—語言”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詞語的意義是如何變化的，從而彌補傳統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不足，即語言之所以能隨社會現實發生變化，是因為語言使用者的認知作用，並不是單純的社會因素。德克.希拉茨的研究結果表明除地域和社會因素等傳統社會語言學研究所關注的因素外，詞彙的內在概念特徵同社會因素的互動也導致語言變異，從而把社會語言學的詞彙變異研究深入到詞彙的概念認知層面，全面揭示了詞彙變異因素。
(二)“變異的意義”研究有助於社會語言學解決意義的等價關係問題
我們還是以詞彙學為例。如果我們把一物多詞作為一個社會語言學變量，那麼就意味着接受詞語的意義，在言語交際的過程中，選擇一個詞彙或一個表達方式，就意味着選擇了一個概念範疇，在範疇化的過程中，語言外的眾多因素共同參與進來，導致了不同變體的產生。如果我們有興趣研究在上下文關係中同義詞的選擇，那麼首先我們就控制意義，而意義並不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因此在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中，我們該如何將語意表述的研究超越人的認知因素就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在社會語言學領域內，BeatrizLavandera 很早就意識到了語義等價的研究方法問題的重要性，她認為“社會語言學研究在當前的狀態是不足以延伸到變異分析的其他層面，很多有關形態、句法和詞彙變化的變異的定量研究都苦於缺乏明確的意義理論”。而在社會語言學的主流發展中，作為詞彙學和語法學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方法論前提的語義等價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系統的研究。因此，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重新審視 Lavandera 提出的問題，一方面，此問題與社會語言學研究密切相關，而另一方便如果説有一種成熟的與語意密切相關的語言學理論可以解決此問題的話，那麼必定是認知語言學。
就像認知語言學可以研究意義的變異一樣，社會語言學也應該研究變異的意義，也就是説，要研究語言使用者是如何使語言變異具有價值的及語言變異是如何對他們具有特定涵義的。在基於用法的語言概念裏，我們假設語言使用者對於他們所參與的交際互動具有認知表徵：即他們對“語言的瞭解”，而不是遺傳稟賦。但由於他們的互動包括了語言變異，因此同樣具有語言多樣性的表徵。他們依據語言的使用和使用中的差異來把社會現實分類。這種分類的過程就是認知語言學所關注的典型的現象之 一 “meaning ascategorization”，因此認知研究大大彌補了傳統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缺陷。
三、認知社會語言學確立了社會語言學的認知轉向
在 2007 年波蘭克拉科爾召開的第十屆國際認知語言學大會上，認知社會語言學正式被確立為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從而充分肯定了社會語言學的變異研究同認知語言學相結合的重要性。從而語言意義的研究成為語言研究的中心，社會因素成為語言研究的出發點，並將實際用法作為研究取向，從語言的社會性和認知性角度深入研究語言變異、方言、雙語及語言政策等方面的問題。
認知社會語言學綜合了認知語言學的認知取向和社會語言學的社會取向，關注認知的社會文化語境的制約性，把語言使用者的認知體驗性融入到社會文化語境中，把語言及認知的普遍性研究轉向特定社會文化語境下語言變體與認知的研究，強調從語言的社會性和認知性兩個角度進行語言研究，彌補了社會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研究的不足，必將成為本世紀語言學研究的新趨勢。
傳統的社會語言學變異研究只關注語言變同社會因素的相關性，通過考察特定的語言變體來研究特定社會團體的語言特徵，語言的變異研究多止於考察社會—文化語境的二元因素研究，而對語言使用者的認知尚沒有深入地探討，具有一定的侷限性。而認知社會語言學的出現彌補了這一不足，確定了社會語言變異研究的認知轉向。Robinson 在其研究中把社會語言學的社會語言變異研究同認知語言學結合起來，就體現了認知語言學研究同社會語言學研究相結合的優勢，充分證明了社會語言學的認知研究的重要性。
四、結論
將語言使用者的“認知”研究和“社會”要素的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必將會成為語言學研究的重要方向。認知語言學理論的新發展和新的研究手段定將在一定程度上推進社會語言學的發展。StefanGries 在其研究中用例證充分論證了語言使用者的認知(語言的內部因素)同社會(語言的外部因素)同樣影響着語言的變體，因此單獨從認知角度，或者單獨從社會角度來研究語言，都是片面的。只有將這兩個角度緊密結合起來，才可能使語言學研究更加完善，認知社會語言學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此，變異的意義研究對於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社會語言學的認知轉向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