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下面是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的梁啓超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歡迎大家閱讀。
梁啓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雖然逝世時只有五十多歲，但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着巨大的影響。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我們還能看到周恩來抄寫的梁啓超的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可見梁啓超在當時的影響力。
梁啓超生於1873年，卒於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別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萬字，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
他學問淵博，貫通新舊中西。他的文章極其動人。嚴復稱“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爲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爲之一聳。”梁啓超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胡適對梁啓超崇敬之至，他曾講：“使無樑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個時代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不受梁啓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禮。毛澤東每當在《新民叢報》上看到梁啓超的文章，都要反覆地閱讀。郭沫若認爲梁任公在當時不失爲一個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爲梁啓超在當時擁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在他逝世後，天津、上海都舉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紛紛著文悼念。楊杏佛的輓聯是“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勳勞垂學史;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胡適的輓聯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許，中國新民。”
雖然大儒梁漱溟因門戶之見，學派對立，稱：“梁啓超學術上的成就量勝於質，其參與政治失敗多於成功。”他的老師康有爲也因政見不和，罵他是“樑賊”。然而這都無損於梁啓超的歷史地位。
國難危重 主張變法
清末，中華民族危難深重，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競相瓜分中國。滿清政府猶如一個病入膏肓的老者，已無一絲生氣。就像魯迅所講：“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此時在廣東出現了兩種主張變革社會的力量：一是由孫中山領導，主張從下層社會着手;一是由康有爲、梁啓超領導，主張從上層社會着手。
梁啓超《三十自述》記述了自己成長的歷史，特別講到拜康有爲爲師對自己的影響。他說，自己自幼好讀書，祖父讓他讀《史記》、《綱鑑易知錄》。其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他發憤讀書，考取了秀才、舉人。但他並不以此自滿，得知康有爲在廣東省城長興裏之萬木草堂講學，便去聽講求教。而當時康有爲還只是一名秀才。舉人向秀才學習，這在當時成爲一段佳話。梁啓超這樣記述自己當時的心情：“餘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
康有爲對於舊學的批判，彷彿當頭棒喝，使他深刻地審視、剖析自己的弱點，在經世致用的路徑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他積極參加康有爲組織的“公車上書”變法請願活動，是康有爲所設立的“強學會”中的積極分子。應該說，這一時期樑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爲康有爲所器重。
其時，黃遵憲、汪康年、麥孟華、徐勤等在上海創建《時務報》，梁啓超擔任主筆。《時務報》每期刊印兩千至四千份，以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爲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聞以及英、日、法報紙、雜誌的譯文，特別側重選譯有關中國局勢的文章，吸引讀者警惕列強瓜分中國的威脅。該刊也刊登康有爲、梁啓超、麥孟華、汪康年等人呼籲實行變法的'文章，介紹君主立憲政體的原則，呼籲在清帝國的國家機構中實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資產階級、地主等代表人士參加管理。更有許多文章提出：在十年之內恢復已喪失的主權和領土，取消領事裁判權，使中國成爲獨立的國家等。雖然康、樑所鼓吹的維新變法目的是實行君主立憲，但其言論則遠遠超出了君主立憲的範圍。
梁啓超聲名鵲起。康、樑並稱，起於此時。
梁啓超思想內涵的進一步豐富，除了康有爲的影響，還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的影響;一是他曾任西方傳教士李提摩太的祕書，進而對西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其時，維新變法已成時尚。湖南因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導，得到巡撫陳寶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黃遵憲、學使徐仁鑄的同心協力，倡立了南學會、時務學堂和《湘學報》。根據《東華續錄》記載，時務學堂“延聘學兼中西品端識卓之舉人梁啓超、候選州判李維格爲中學、西學總教習”。他們譯書、撰文，激勵士民愛國之心，培育許多實用之才。自立軍領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及著名愛國將領蔡鍔等都是梁啓超的學生。譚嗣同在自己的文章裏經常稱讚湖南人，說他們不依賴外國人，自己創辦現代化學校，組織各種學會、社團、開礦，維新運動生氣勃勃。
虎口餘生 流亡日本
1898年4月，康有爲同梁啓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了由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組成保國會，在他們的積極推動下，光緒皇帝於6月11日頒佈“明定國是詔”詔書，宣佈變法。康、樑爲之奮鬥的事業，總算有了成果。
然而，由於陸續頒佈的一系列諭令新政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爲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佈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光緒帝被囚，六君子遇難。康有爲逃到英國使館，梁啓超逃到日本。
爲什麼日本會接納梁啓超呢?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東洋擴張論，而中國內亂正是日本擴張勢力的好時機，所以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同意梁啓超到使館避難。爲了設法幫助他離開中國，林權助組織了以日本人爲主的獵人小分隊，梁啓超夾在其中，並在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領事鄭永昌的協助下，一行人從北京的正陽門火車站，坐火車來到天津。他們的行蹤在天津火車站臺被發現後，梁啓超和鄭永昌馬上轉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駛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島號軍艦。26日後，日軍艦起航東去。
此時梁啓超作詩一首，名爲《去國行》：“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在其中講到恨自己在困難時沒有能力，既不能報君恩，也不能報友仇。雖然他自己很想報仇，但是徒然死於賊手並非大丈夫作爲，所以“掉頭”去了日本。
後來有人誇張地講，梁啓超在船上當夜就學會了日語，梁啓超自己也說不是這樣的。他說：自己在五個月裏學會讀日本書、念日文——即便這樣也是很快的學習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兒樑思順給他做祕書當翻譯。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向西方學習。歐美革命思想的書籍和歷史名著在日本大爲流行，如《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民約論》《萬法精理》等書。梁啓超在此如飢似渴地學習新知識，所以這段時間對他思想的影響很大。在日期間，梁啓超創辦了七八種報紙，最著名的就是《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說》。他公開批評滿清政府，要求廢除專制。他還介紹了大量西方變法改革的經驗，並第一個把德國學者伯倫知理(J·K·Bluntschli)的國家學說介紹到中國。
這期間，他還曾到美國考察半年，廣增見聞。他還曾經和孫中山合作，但後來兩人分道揚鑣，根本原因就是梁啓超一直認爲光緒是位開明的皇帝，因此主張君主立憲。當時革命和立憲成爲水火不容的兩大陣營。
1907年，梁啓超和蔣智由、陳景仁等在東京組織政聞社，並發表宣言，提出四大綱領：一、實行國會制度;二、釐定法律;三、確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這是他們要實現新的國家形態的夢想。政聞社的許多成員後來回到國內，在各省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爲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廣闊的視野讓梁啓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躍進，民權、民主、科學、自由等概念已深深紮根在他的心裏。東渡一年後，他講到自己的感受：“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樑，盡瘁國事不得志，斷髮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讀書尚友既一載，耳目神氣頗發皇。少年懸弧四方誌，未敢久戀蓬萊鄉，逝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這幾句話簡潔地描繪出他的心路歷程。
梁啓超將中國和日本作比較：日本明治維新40年，驅逐外力完全自強，僅20年間政治開明、科學進步、言論自由;而中國是個老大的民族，守舊精神特別久長，數千年來的封建主義影響實在太深，進行社會變革並非易事。他在《新民叢報》上講“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翻之，廓清而辭闢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業(原注：即日人所謂革命，今我所謂變革)，爲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磚作鏡，炊沙爲飯之類也。”目睹中國之現狀，他的憂患意識噴發出來：“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他希望全國人民都聽得見他的吶喊，都像他一樣，參加到救國之大業中來。
捍衛民國 旗幟鮮明
民國初期，是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中國社會曲折複雜多變。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國是主體，沒有誰能夠逆歷史潮流而動。
梁啓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極其興奮地回到祖國，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先後在袁世凱和段祺瑞政府中擔任司法部長和財政部長，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來。軍閥任意橫行、魚肉百姓、污辱民國，官場中，順此風潮者，則優而容之，逆之則鋤而去之。在這樣的環境下，雖然他自己也組織學會，組織黨派，希望有所作爲，但在軍閥混戰中，終難有所作爲。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凱授意籌安會六君子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梁啓超立即意識到這是帝制復辟的序幕。時任袁世凱參政院參政、將軍府將軍、全國經界局督辦蔡鍔祕密到津，在中國銀行總裁湯覺頓家中會晤梁啓超，共同商議發難，樑說：“餘之責任在言論，故餘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爲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他們選擇雲南爲首先發難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後是雲南革命運動的掌舵人，聲望高，于軍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擁護者。
梁啓超於8月22日，懷着不忍坐視袁世凱及六君子“鬼蜮出沒，除非天奪吾筆，使不能復屬文耳”的態度，竟夜寫成《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檄文，讓湯覺頓和範旭東赴上海和北京在報刊上發表。9月1日，他還堂堂正正將此文呈請袁世凱閱覽。袁派內使夏壽田趕赴天津，賄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啓超的拒絕。袁繼之又派人威脅道：“君亡命已十餘年，此中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梁啓超則以蔑視憤慨的語氣說：“餘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餘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使來者尷尬，無言以對。
梁啓超討袁檄文於9月3日先在北京英文《京報》漢文部刊出，隨後《國民公報》轉載。從4日起，上海各大報刊刊登，上海各界搶購傳抄，爲前所未有，威力震動了全國。
1915年11月17日，蔡鍔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爲名，東渡日本，然後經上海(有一說經臺灣)、香港、越南，於12月17日到達昆明，聯絡舊友，國民政府溫和派和進步黨人士加入進來，於22日在昆明召開獨立大會。25日，雲南宣告獨立，組成滇黔護國軍，蔡鍔任總司令，興兵討袁，全城歡呼、懸燈結彩。此後，梁啓超也擺脫了袁世凱的監視，南下上海，爲護國軍起草了討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鍔，在戰略戰術、組織宣傳、對外方針方面，予以指導。他還聯絡策反黔貴粵等省共同反袁。廣東省督軍龍濟光謊稱讚成反袁，實爲袁之死黨，槍殺了前去策反的湯覺頓及其贊成反袁的部下譚學夔、王廣齡、岑伯鑄，此即“海珠慘案”，樑仍期望龍能轉變，隻身入粵而談，以鄉親之誼訴說，也陷入險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當此之時，反袁聲勢席捲全國，東南各省相繼響應，袁世凱焦勞羞憤，宣佈取消帝制，於6月6日死去。一場醜劇就此結束。
袁死後，1917年7月1日又出現張勳復辟，梁啓超與湯化龍、林長民、劉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同仁在飲冰室開會，商討反覆闢事宜。梁啓超起草了討伐張勳復辟的通電。此時讓梁啓超想不到的是，康有爲竟然署名擁護復辟，於是他秉筆賦飪滌形?S腥碩源吮硎揪?齲?核擔“吾不能與吾師共爲國家罪人也。”梁啓超堅持自己的道德觀，以真理爲重，對捍衛共和政體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