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一個月時間，在中國紡織行業最負盛名的華聯三鑫、浙江縱橫、江龍控股及其關聯企業相繼陷入風雨飄搖——整個紹興爲此如坐鍼氈。面對這場有可能繼續蔓延的企業危機，這個紡織之城的管理者是否能夠妙手回春？
對於浙江江龍集團的供貨商張玉來說，今天的紹興已不僅僅是烏篷船、氈帽、黃酒和魯迅筆下那麼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了。5年以前，正是這些詩意的風情和紡織業的繁榮景象把張玉吸引到了這個中國的紡織重鎮，並在紡織品貿易中大顯身手，短短的幾年時間就積累了足可引以自豪的一筆財富。可去年10月份，隨着江龍集團的倒掉，幾乎讓張玉傾家蕩產——其數百萬元的貨款都壓在了江龍集團，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介入，這一大筆錢很可能將化爲烏有。
年近40的張玉說：“真沒想到，這麼大的企業說倒就倒了，而且在紹興倒掉的大企業還不止一家。”
非正常死亡之痛
“幾個月以前，紹興的企業真是危機四伏。紹興紡織業外貿依存度很高，比較早地經受了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受到的打擊也相對較大。”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告訴《法人》記者，除了江龍集團的老闆陶壽龍夫婦逃跑、公司關門，浙江縱橫集團、上市公司華聯三鑫也因爲資金鍊斷裂，風雨飄搖，爲數不少的關聯企業也隨之陷入困境。
紹興市市長錢建民對此也公開表達了他的急切和焦慮。直到今年第一季度，紹興經濟整體上仍然處於下行區間，延續了去年以來的緩慢增速。去年1至11月份，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4878.48億元，同比增長12.4%，比上年同期回落13個百分點，增速滑向浙江省倒數第二。作爲紹興支柱產業的紡織業更是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不僅企業虧損面擴大，其增速也從2007年年底的20%回落到2008年年底的9.7%。
“一些企業的破產引起連鎖反應，牽制了市委、市政府、有關縣(市、區)和部門大量的工作精力，我們要吸取教訓，總結經驗。”錢建民說。
紹興市經貿委的有關資料顯示，江龍控股集團是一家集紡織、印染、服裝、貿易於一體的大型紡織企業，其規模在全國同行業內都屈指可數。在老闆陶壽龍出逃以前，有總資產22億元，員工4000多人，2007年銷售額就達20億元。
這樣一個龐然大物轟然倒塌的後果同樣也是災難性的。據負責江龍集團資產重組案的法官介紹，江龍集團僅僅銀行貸款就有12.09億元，社會性借款9.1億元，牽涉擔保企業十幾家，涉及470家供貨商及貨款2億多元。有目擊者描述，傳出江龍停產的那幾天，到江龍要債的債權人排起了長龍，整個廠區被堵得水泄不通。
與江龍相繼倒下的浙江縱橫集團同樣“死”得驚心動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縱橫集團的老闆袁柏仁以70億元身家登上2008胡潤百富榜之後，即因財務危機而被監視居住，而這中間僅僅相隔18天。有資料顯示，縱橫控股集團創建於1995年，以生產聚酯化纖起家，2007年實現工業主營業務收入87.05億元，涉足化工、差別化纖維、金融、能源、房地產等多個產業，發展範圍遍及四川、重慶、天津、湖北、安徽等省市，有集團控股公司一家，工業企業6家，地產企業1家，投資公司及其他企業3家，總註冊資金21.54億元。
“這些大企業出問題，對自身的毀滅性打擊是顯而易見的，還有一個相當嚴重的後果是，紹興企業間那個糾纏不清的擔保網，就像多米諾骨牌，它衝擊的是一大片企業。”一位熟悉紹興擔保業的人士說，儘管生產企業間進行互相擔保在江浙其他地方同樣盛行，但在紹興這個方面更爲突出，企業做大之後，各家企業之間通過互保來獲得更多擴張亟需的資金已經成爲一條捷徑——這很像是紹興民營企業的成年禮。
紹興市擔保行業協會祕書長施桂林表示，要給像華聯三鑫這樣的大型企業作擔保，都是上億的，1000萬以下根本不入眼。事實上，華聯控股(4.19,0.09,2.20%)2008年6月12日關於浙江華聯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增資擴股報告書也印證了這一點。截至2007年底，華聯三鑫公司對外互保合計19.4億元，其中與浙江精工建設集團、浙江南方控股集團、浙江賜富集團互保金額分別爲6.7億元、5億元、7.25億元。
有人曾把紹興描寫爲“一塊布托起的城市”，這種說法雖然忽略了紹興令人神往的水鄉文化，卻是紡織業之於紹興舉足輕重的一個明證。來自紹興市經貿委的數據顯示，2007年，全市共有大小紡織企業6.2萬家，全年完成銷售收入2812億元。紡織業從業人員達43.8萬人，佔全市從業人員的52%，而這還僅爲規模以上的紡織企業，規模以下的企業，從業人員也有20多萬人。與此同時，爲紡織服務的三產企業職工總人數超過100萬人。
面對龍頭紡織企業接踵而至的困境，歷史悠久的紹興也許沒有理由驚慌，不過也沒有時間只依賴紡織業收入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了。
救誰或者怎麼救
“小企業出了問題是自己的問題，大企業出了問題就是社會問題”。紹興市人民檢察院一位檢察官坦承，華聯三鑫、浙江縱橫、江龍集團這些大企業出問題之後，各級政府都非常重視。浙江省副省長陳敏爾、省委祕書長李強都深入紹興的企業進行調研，紹興市委、市政府、總工會、銀行等部門迅速組成爲企業解困領導小組，着手解決堆積如山的棘手問題。
作爲紹興縣企業解困小組成員之一，紹興縣人民檢察院王檢察長向《法人》記者透露，自從去年10月份一些大企業出問題之後，整個小組成員都很少睡過安穩覺，縣政府大樓的燈通常是徹夜亮着的，政府各個部門都感到有壓力。
“如何爲企業解困，在一開始作出決策並不容易。”王檢察長說，針對不同的企業，是進行債務重組還是破產清算？是把問題企業全部納入法律程序進行處理還是從實際出發靈活變通？是向困境中的企業注入資金還是實施休克療法？是注重公正還是注重效率？等等，都是非常艱難的抉擇。
共識最終還是形成：堅持“兩保一嚴”的整體工作思路——確保生產穩定，確保社會穩定，嚴肅追究法律責任，打擊經濟犯罪。在具體解困過程中，處理原則是“政府政策扶持一點，擔保企業剝離一點，債權銀行讓利一點，社會個人承擔一點。”
因爲炒作期貨導致鉅虧數億的華聯三鑫顯然是最早得到政府救助的。根據接近紹興市企業解困小組的人士分析，華聯三鑫是紡織行業的上游企業，一旦出什麼問題，整個下游企業都會受到拖累，這一點政府是必須要保的。另外一點，大名鼎鼎的華西村也是華聯三鑫的大股東之一，涉及到兩個省的經濟合作問題，兩地政府都相當重視。2008年10月15日，在江蘇華西集團表示無意接盤華聯三鑫之後，紹興縣政府立即啓動第二套方案，由浙江遠東化纖集團和紹興縣一家國資平臺公司(濱海工業區開發投資公司)聯手出資15億元入主華聯三鑫。《法人》記者在紹興採訪期間瞭解到，華聯三鑫目前運營正常。有知情人士透露，華聯三鑫完全恢復元氣顯然需要時間，但在當地政府看來，仍然不失爲政府救助企業的一個比較成功的典範。
浙江省委政研室一位專家對地方政府能否處置好在紹興無處不在的企業擔保鏈，仍然表示擔心。他認爲，企業互保的潛規則實在是太可怕了，它不只是將企業自身置於危險境地，也使銀行面臨巨大風險。他感嘆說，溫州是高利貸，紹興是互保，高利貸是一家企業垮掉就算了，紹興是一家企業死了，大家都受到牽連，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紹興一些紡織企業停產、關門，大都是因爲資金鍊出了問題，而造成資金鍊出問題的，又往往是因爲過度擴張、過度投機，所以政府在救助企業的時候，也會充分考慮這個問題。”紹興市經貿委一位官員說，縱橫集團就屬於盲目求大、負債過多的一個案例。縱橫集團一度與銀行界的關係相當密切，其老闆袁柏仁在銀行拿到錢後，就立即投向資金密集型行業，譬如，鋼鐵、電力、房地產：2003年初，縱橫集團在河北邯鄲建設了年產250萬噸的中寬帶軋鋼項目；同年8月，又出資65%和湖北巴東電力公司共同建設沿渡河流梯級電站，該電站總投資達11億元；也就是在這一年，還成立房地產公司，開發紹興袍江“財富中心”項目；並且擁有三峽銀行、紹興市商業銀行等數家城市商業銀行的股份。
如此多元化的投資的確讓紹興市政府頭疼不已。在縱橫集團擱淺之後，紹興市政府不得不專門成立了“縱橫集團解困重組工作領導小組”，下設生產保障組、債權債務覈查組、信訪維穩組、債權債務處置組和重組洽談5個專項工作組。據說，5大工作組名單，分別由市裏26位領導一線親自操刀，這是自去年底以來紹興各級政府對危機企業拯救力度最大的一次行動。
“政府不管如何救助企業，但要守住法律的底線。”紹興縣人民檢察院王檢察長告訴《法人》記者，“兩保一嚴”的工作思路說說很輕鬆，執行起來卻非常不容易，對於司法部門來說，更考驗司法智慧。據他介紹，針對去年以來發生的數起轟動全省乃至全國的涉企事件，檢察院及時成立了服務經濟轉型升級工作領導小組，堅持做到“六個不輕易”：不輕易擴大案件的知情面，不輕易傳喚企業公司經營管理者，不輕易查封、凍結企業賬目和銀行賬戶，不輕易追繳涉及企業的生產經營物款，不輕易報道有損企業形象和聲譽的案件，不輕易開警車、拉警笛去企業調查取證。
據說，由紹興縣檢察院總結的這“六個不輕易”在企業界贏得了廣泛讚譽。
圍繞這一“救助企業”理念，記者在紹興採訪期間還真聽到一個“法能容情”的故事。單某曾經擔任嵊州市(屬紹興市管轄)鑫利達集團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他利用私刻的公司印章和其母親史某(現法人代表)的私章，以企業名義向多人借款3500餘萬元，涉嫌僞造公司、企業印章罪而被刑事拘留。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後，調查認爲單某作爲曾經的法人代表，又與史某是母子關係，本案中私刻公司印章危害性不大，於是建議公安機關作撤案處理，並通過協調使史某認可借款，訂立還款協議，從而使這個家族性企業避免因訴訟風波導致破產，也避免了更多員工丟掉飯碗。
司法救助的一次嘗試
“在政府爲企業解困過程中，藉助司法救助是完全有可能的。”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位青年法官說，紹興中院在江龍集團債權受理執行中，依法積極穩妥地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有力地促進了企業資產重組，無論如何都算得上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這位青年法官從前所未有的江龍重組案中剛剛脫身，幾個月來的疲憊仍然留在臉上。他很自豪地提及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齊奇對這一案例處置的高度評價。齊奇認爲，江龍系列案件集中管轄，順利審結，幹得漂亮，體現紹興中院能動司法、服務大局的自覺性和司法智慧，值得各地法院借鑑。
據這位青年法官介紹，2008年10月初，受世界金融風暴影響，作爲紹興市較大規模的印染企業之一的江龍集團爆發債務危機，資金鍊斷裂造成企業停產，而公司董事長陶壽龍夫婦10月3日倉惶出逃，4日被發現，6日企業全面停產，債權人多方追討無果。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可謂臨危受命，在“江龍”危機凸現後就介入“江龍”的解困工作，協助做好江龍集團全部資產保全、職工工資償付等工作。同時，及時積極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爭取集中管轄權。
江龍集團涉及的銀行貸款和社會性貸款數額巨大，僅被拖欠貨款的供應商就有470多家，全部涉案金額達20億餘元，涉案標的之大是紹興中院從未遇到過的。尤其是“江龍案”牽涉的擔保企業多達10多家，全球金融危機之下，企業本身風雨飄搖，抵抗力下降，如何實現“保穩促調”，30多名參與本案的法官和幹警面臨巨大的挑戰。經過深入調查和討論，“依法確認債權，拍賣企業資產，依法平等清償，實現資產重組”的“江龍模式”很快初顯端倪。
根據浙江省高院集中管轄的通知要求時間，2008年11月下旬，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出現了訴訟高潮，外地法院已受理的案件移了過來，債權人也蜂擁而至，審判大樓的院子裏前所未有的熱鬧非凡，車子停滿了偌大的南門廣場，而立案大廳幾乎人滿爲患，人們臉色凝重，行色匆匆。由於擔心自己的債權得不到充分保護，不少供貨商債權人私下裏結成“同盟”，有的不願意起訴，或者起訴的又要求撤訴，還有的提出了破產申請。江龍案件中，供貨商佔到了債權人總人數的三分之二，如果他們“不配合”，就會直接影響江龍案件的審理。不僅按時審結成了問題，清算重組也會受到阻礙。
於是，紹興中院法官針對供貨商的牴觸情緒“對症下藥”，承諾“最大限度地維護各債權人特別是供應商的合法權益。”幾個回合下來，僵局破除。
據專案組統計，迄今完成了739件案件的債權確認審理和767件案件的執行兌現，“江龍”全部資產經過評估拍賣順利實現資產重組，基本完成債務清償工作。
有關專家認爲，江龍集團的成功清算重組，是紹興市乃至全省以清算式重組方式解救危困企業的第一例。其價值首先在於，最大限度地維護了金融安全—— 一方面對設定有抵押的銀行債權，通過訴訟程序在抵押財產範圍內優先受償得以全額支持；另一方面，對未設定抵押的8億元銀行債權，不通過訴訟程序，由擔保企業或重組企業承擔，再以政府給予這些企業相應的政策扶持得以補償，既使銀行的債權有了着落，又有效防止了擔保鏈的斷裂，維護了區域金融安全。
其次在於最大限度地保護了生產力。選擇清算式重組，在操作上可以靈活高效，能夠使江龍集團的資產在更短時間內通過資產重組恢復生產，並儘可能減少對擔保企業的不利影響，比較有效地阻止了企業倒閉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第三在於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社會穩定。江龍集團的清算重組，既涉及數千企業職工及數千萬元工資，又涉及數百債權人和10多億元債權，處置不善，極易造成社會動盪。江龍事件剛剛發生，就由政府出面籌措資金，解決數千職工的工資問題，同時，由法院配合政府共同做好所有關聯企業的資產清查工作，加強對相關財產的監管，防止訴訟期間資產流失，爲確保清算重組方案的順利實施打下了良好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