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發生的文學革命中，胡適提出文學“精神上之革命”與“形式上之革命”的主張，但總體而言是“提介有心”卻“創造無功”。然而，在1918年理論探索繼續進行的同時，創作上也出現了建設性成果。因此筆者認爲1918年使中國文學在文學表現形式和思想內容方面實現了理論上的歷史性突破，並在文學創作領域掀起了一場廣泛地創作實踐。1918年可以作爲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
一、現代文學語言形式的建構——白話文學
“文學語言是一種傳統的表達方式，它是一種殘存形式，是一代又一代積聚下來的結果狀態，是語言集團所理解的文學要素的集合形態，這一切奠定了有別於自發語言的共同基礎。”[1]最早提出文字與語言合一的是黃遵憲。後來，裘廷樑又大張旗鼓地討伐文言文。另外，梁啓超、王無生等人也鳴鑼旗鼓，吶喊助威，形成了一種聲勢浩大的運動。在晚清時期，文言文仍然居於正統地位。
而到五四時期，語言的變革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觀點：一是錢玄同等人爲代表的激進派；二是以胡適爲代表的革新派；三是以林紓、嚴復爲代表的保守派。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文學改良應從八事入手。胡適的“八事”主張是實現語言符號由古代文言文到現代白話文的革命性轉換。
真正使白話文得以推崇並受到廣泛關注的'是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1號出版，從這一號開始，改用白話與新式標點符號，同時編輯部規模也不斷擴大。也就是從1918年開始，《新青年》基本上全行白話。3月，錢玄同與劉半農發表“雙簧信”，拉開了新文學與封建復古主義思潮鬥爭的序幕。4月胡適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在文章中，胡適將《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事”改爲“八不主義”， “八不”則是把重點集中在文體形式特別是語體的改革上，完成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使命。胡適主張的“國語的文學”其實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爲語境創造的正宗的白話文學纔是國語的文學，也就是以國家統一的語言創建的文學”[2]依據胡適，他在創造“國語的文學”明確分爲三步走：一是工具；二是方法；三是創造。”胡適等人希望通過“國語的文學”的嘗試，鍛造“文學的國語”，在與“文言”的對抗中把現代漢語“白話”的可能性充分地呈現出來，實現“國語”和“文學”的同構與雙贏。
二、現代文學意識的覺醒——人的文學
中國古代的文學觀念是以儒家爲主導，重視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和政治實用目的。隨着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成爲現代文學語言的正宗，這促使文學更加進一步地接近文學的本原。
1918年12月《新青年》第5卷第6號上，周作人發表了《人的文學》，《人的文學》提出了“人的文學”的文學觀，從思想內容上對新文學和舊文學進行了明確的區分，他提出文學革命不僅要實行文字改革，更重要的是思想改革。在《人的文學》中，周作人提出中國“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現在要講“人的意義，重新要發現‘人’去‘避人荒’。周作人在“人的文學”觀念中，系統地闡述了新文學的哲學基礎是人道主義，表現對象是人等，他建立起現代文學思想內容方面最基本的框架，改寫了中國傳統文學觀念。在這裏“人的文學”作爲作爲文學創作思想內容的本原及其創作實踐，更進一步區別古代傳統文學。
“人的文學”意識的覺醒標誌着現代文學從本質上與傳統文學的根本區別。胡適稱周作人的《人的文學》是“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書”。[3]“人的文學”這種新的人文精神的誕生，標誌着現代文學意識的覺醒，是現代文學產生的重要隱形標誌。
三、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實績
1918年理論探索繼續進行的同時，創作上已經出現了建設性成果，在這一年，出現了許多白話寫成的文學作品。而在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繼續以《新青年》爲主要陣地，但刊物上發表的文學作品已經呈現出新的文學面貌。
一是自由新體詩。從1918年1月15日第四卷第一號起，《新青年》連續多期刊登新詩，作者除了胡適之外，還有沈尹默、劉半農、陳獨秀、俞平伯、常惠、陳衡哲、李大釗、周作人。顯然，《新青年》的“詩”專欄是經策劃推出的文學革命發難者以作品集體亮相，白話詩以新式的自由詩體閃亮登場。
二是小說。1918年魯迅《狂人日記》發表於《新青年》第四卷第5號，它的題目、體裁、風格乃至思想都呈現出與傳統小說不一樣的新奇之處。《狂人日記》的語言已不再是文言，不是“說書”體白話，也並不是胡適所倡導的“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的日常用語。
三是戲劇。中國的現代話劇，在五四思想啓蒙與文化批判中獲得了新的觀念和新的前途。1918年6月，《新青年》精心組織了一組有關易卜生的文章——從易卜生的傳記到劇本和評論，推出了“易卜生專號”，刊登《娜拉》、《國民之敵》、《小愛友夫》三個劇本以及介紹易卜生的有關文章。
參考文獻:
[1] 沙爾巴依.語言與生命[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 劉東方、宋益喬.全球語境下胡適的白話文學觀[J].文學評論,2006(3).
[3]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M].上海:上海書店,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