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文明的高度發展和兩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孕育了荒誕這一美學主潮，荒誕是醜的極端表現，是人類心靈對所有現實傾向的接納。荒誕使世界的矛盾性存在徹底公開化、清晰化；荒誕的出現是對傳統美學的反抗，是美學向弱者的敞開。
荒誕原指西方現代派藝術中的一個戲劇流派，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3年，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成功，使荒誕派戲劇頓時風靡。1961年，英國馬丁·埃斯林的名著《荒誕派戲劇》一書問世，荒誕派戲劇的名稱被固定了下來，並流傳開來。但本文所說的荒誕，不侷限於荒誕派戲劇，而是一個廣義的、普遍深刻的美學範疇，它包括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絕大部分的文學藝術和文化現象，是這一時代的美學主潮和佔據主導地位的美學範疇。
荒誕的誕生，最直接的原因是文明的高度發展。隨着高新技術突飛猛進，如今，西方社會已經完成了從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的過渡。在前工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中，人與自然的矛盾是人面臨的主要矛盾，人爲了創造一個生產性的物質世界而奮不顧身，理性主義統治着人的思維。人類始終依賴於寄居在事先預設的中心性、同一性、意義性的庇護之下，堅信一種超驗的、不容置疑的本體化存在。基礎、權威、統一構成了人們的信念基石。在後工業社會，物質財富迅速膨脹，自然似乎被馴服爲某種“爲我所用”的工具，人與人的矛盾日益突現，成爲人類世界的主要矛盾，人於是致力於創造一個生活性的精神世界。理性主義傳統在這一複雜艱鉅的任務面前喪失了它面對相對沉默的自然界時所向披靡、無往不勝的威力，長久以來被遮蔽的世界的間斷性、差異性、多樣性急促地呈現於人們眼前。
人們驚訝地發現，理性主義年代所信奉的萬物皆有根據、事事確定無疑、世界井井有條等等信念全部都是未存在過的虛妄的神話。世界的本來面目是不確定的和複雜的，就像生活本身也是複雜的一樣。基於這一認識，“對於理性的限度與生存狀態的非理性(即虛無)的意識，則是人類無可逃避的震撼與覺醒。一方面，世界的不確定性、複雜性暴露了理性長期以來一直自我遮蔽着的侷限性。人類意識到:只有當理性不僅能夠認識自身，而且能夠認識並充分關注非理性時，理性才能夠獲得新生，如果理性只能認識理性，那麼總有一片盲區，最終被消解的就只能是理性自身;另一方面，世界的不確定性、複雜性暴露了傳統的意義預設的虛妄。人類意識到:世界的真實性實際上不但在“意義”之中，而且在“意義”之外，在意義無法到達的地方，在隨意性、偶然性所操縱的那些日常事實中。
兩次世界大戰所製造的荒原和廢墟是荒誕產生的另一土壤。二戰後，人們在硝煙的餘味中長久地品嚐戰爭的苦果，反思戰爭之於人類的消極意義。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癱瘓的經濟狀況固然令人不快，而戰爭陰影所反射出的世界的不圓滿、不和諧、不寧靜更使戰後的一代幾近崩潰。向善之本性促使人呼喚正義、和平、友愛，面對人的這一呼喚，世界毫不理會，依然無序，依然廝殺。戰爭和暴力輕而易舉地抹平了一切價值。戰爭的災難就像當頭棒喝，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外部世界。一時間，除了焦躁、混亂、軟弱無能，似乎找不到更恰切的對人置身其中的外部世界的描述語了。
所有這些，爲人類提供了全新的生活經驗，它必然期待一種與之相匹配的美學評價態度的覺醒。這種美學評價態度應該既不同於傳統美學中的優美、崇高、悲劇、喜劇，也有別於現代美學中的醜，那就是荒誕。
荒誕是醜的極端表現，把事物之間的矛盾性、不正常性、不合理性推向了極端。醜本來就是着眼於表現對立的、不和諧的事物，但荒誕認爲醜的對立還是一般的，還不夠極端。它站在更高的角度，把醜的對立推向了極度不合理、不正常，甚至人妖顛倒，是非、善惡倒置，時空錯位，一切因素都荒誕不經、混亂無序、盲目遊走，令人不可思議，不可理喻。世界不再有能力提供給疑慮重重的人以任何答案。也就是說，荒誕是一種對虛無的生命活動的虛無呈現。其根本特徵爲不確定性和內在性。不確定性意味着中心的消失、理性萬能的消失和本體論意義上的主體的消失。理性並不能解釋一切現象，萬物都從深刻的本質意義退回到自在表象，事物的發展並不必然有環環相扣的前因和後果，世界既在理性之外，也在非理性之外。內在性意味着人類心靈對所有現實本身傾向的適應。既承認潛在的統一性、合理性，也承認潛在的不統一性、不合理性。一切既然都有可能，都無可理喻，無可表現，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取消一切界限，抹平一切差別，填平一切鴻溝，使世界的既在理性之外又在非理性之外這一根本內涵得以現身。西西弗執着地推動巨石，從未想過停歇，卻也從不追問推的結果和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講，結果和意義都是無法預知的。除了行動，其餘都是缺席的。
那麼，荒誕在何種意義上顯示着對弱者的關懷這一傾向呢?
首先，荒誕使世界的矛盾性存在徹底公開化、清晰化。上帝的在場，曾經爲萬物和人生的意義、目的、本源預設了一個貌似統一實則虛假的旨歸。思想巨人尼采識破了這一點，借瘋人之口喊出了“上帝死了，”上帝的永遠被廢除，還給世界一個充滿矛盾但卻相對真實的面目。更進一步，先驗的、抽象的“人”也消失了，衆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任何試圖把“他人”變成自己之“總體話語”的組成部分和統攝對象的企圖，都將是徒勞無功。無數先賢聖哲的祈使性話語僅僅是一己之見，再也沒有哪一種絕對精神強大到足以引領衆生的一言一行，再也沒有哪一個人類權威強大到足以對他人的日常行爲制定統一的標準。對統一和絕對的徹底否棄透露出濃濃的個體關懷，一切都是允許的，人和世界的關係傾向於互不強加，是其所是。就人而言，所有無意義的外在的特質被剝離，而唯一的實在就是有血有肉、可感可觸的身體，這身體如今猶如一位高傲不羈的君王，猶如一股阻遏不得的力量，即使它地位卑下，受盡屈辱，“也是我唯一確認的東西，我只能依靠它爲生，這被造物是我的家鄉。在這脆弱的世界中，身體是唯一隻包含人性的東西，是最值得關懷之物。循着身體關懷的原則，昔日被壓抑的邊緣、次要、偶然、差異、局部、斷裂、非連續性、多元性……統統涌入人類視野。在這一點上，法國當代最具叛逆精神的思想家福柯也許是最值得一提的例證。福柯以自己的終身研究和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