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Archaeology一詞源於希臘語，意爲“研究古代之學”，在17和18世紀，一般是指對含有美術價值的古物和古蹟的研究，到了19世紀，才泛指對一切古物的研究。
摘要：作者通過對敦煌莫高窟61窟壁畫、贊皇李希宗墓出土拜占庭金幣、“昭武九姓”在河北地區留下的遺蹟及黃驊海豐港考古發現的考察，揭示了河北與絲綢之路之間的文明互動關係。
關鍵詞：出土文物;河北地區;一帶一路;絲綢之路
一、序論
絲綢之路這條貫通中西、文明交流的動脈，承載了自張騫“鑿通”西域開始或是之前，[1]中國，這個亞歐大陸東部的強盛帝國與西亞乃至歐洲的文化、經濟、生活的雙向互動。
長期以來，學界對於絲綢之路與絲路文明的歷史、考古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不可謂不深入，不過，河北地區在絲綢之路這個大話題中的地位並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誠然，河北地區並不處於人們所認知的絲綢之路的中心幹線上，但交通便利，物產豐富，生產力發達的河北也可以說處於絲綢之路的東北向延長線上。[2]
筆者在能力範圍內，將僅從考古過程中出土的器物入手，從其歷史淵源的角度來探索其中所包含的河北元素，以及河北地區與絲綢之路的關係。
二、敦煌莫高窟61窟壁畫中的正定
我們先放眼於河北地域之外，在神祕的戈壁荒原上，也留下了河北的印跡。這突出地表現在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壁畫中――西壁的巨幅山水人物圖――五臺山圖(圖1)。[3]
五臺山圖中描繪有寺院、廬庵、蘭若、涼亭、城池、房宇等建築199處、橋樑13座、佛菩薩畫像20身、僧俗人物428人、乘騎駝馬48匹、運駝13峯。其中，清晰可辨的榜題按195條計，其中靈異瑞相46條，寺庵蘭若85條，寶塔15條，地名32條，巡禮送供者12條，其他5條。[4]從佈局來看，全圖可分爲上、中、下三個部分，上部是各種菩薩赴會和諸天、羅漢、天龍等靈瑞形象，中部是五臺山的五座臺頂和一些著名寺院，下部是由鎮州經永昌縣、阜平縣到五臺山的道路，規模宏大，構思精密，內容豐富，佈局適當，反映出古人對歷史地理的深入研究與佛教藝術的美輪美奐。河北道鎮州(今正定)在五臺山圖下部最北邊，圖上繪城一座，版築城牆，圖中共畫三座城樓，缺北面城樓。三座城樓均爲單層歇山頂，面闊三間，進深三間，城門外掘有護城河。城內依稀可見單檐歇山頂、縱深三間的建築一座，榜題：“河北道鎮州。” 如今正定府城與壁畫中類似，南面存長樂門，東面存迎旭門，北面存永安門，西面存鎮遠門。城中大小佛寺衆多，其中最著名的“八大寺，四寶塔”(隆興寺、廣惠寺、臨濟寺、開元寺、天寧寺、前寺、後寺、崇因寺;凌霄塔、華塔、須彌塔、澄靈塔)(圖2)。[5]是我國古代建築與歷史文化研究的豐富資源與實物寶庫。
考究鎮州的歷史沿革：據時代與莫高窟61窟壁畫繪成時間大致相近的'《舊唐書・ 地理志》記載：“鎮州秦東垣縣。漢高改名真定，置恆山郡，又爲真定國。歷代爲常山郡。治元氏，後魏道武登常山郡，北望安樂壘美之，遂移郡治於安樂城，今州城是也。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改爲鎮州，治所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6]轄境相當於河北省石家莊市及井陘、行唐、正定、阜平、欒城、平山、靈壽、藁城等地。遙想一千多年前，在莫高窟的壁畫中就出現了河北鎮州的城市形象，當時的繁盛可想而知。絲路上的人們在當時已經知道並能夠描摹出鎮州的繁華景象，足以從絲路影響範圍的層面上說明河北――這個處於絲綢之路延長線上的地區，在絲路文明中佔據不可小視的地位。
三、贊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幣
不僅在河北地境之外，就是境內也存在一些出土器物充分彰顯了河北這片廣袤土地與絲綢之路的聯繫。1975-1976年在河北省贊皇縣發掘的東魏上黨太守李希宗夫婦的墓中，出土了三枚拜占庭金幣(圖3)。[7]這三枚金幣同樣顯示出了絲綢之路這條經濟、文化、政治等諸多方面交流東西的大動脈，對於河北的深遠影響。
下面筆者對這三枚金幣進行簡要的介紹並分析其對於河北與絲綢之路文明關係的歷史意義。
這三枚圓形金幣均有剪邊現象。按鑄造年代排序，第一枚爲狄奧多西斯二世(公元408-450年)的金幣“索裏得”。正面鑄有狄奧多西斯二世的半身像，頭像五官輪廓清晰，頭戴冠冕狀頭盔，頭盔頂部裝飾有纓絡翎羽，上半身裝備有鎧甲，鎧甲上披有戰袍，右手持一長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頭像上方鑄有17個字母，從左至右爲：“DNTHEODOSIVSPFAVG”夏鼐先生認爲這裏是拉丁文，有些是省略字。全文應爲“D(ominus)N(oster)，Theodosius，P(ius)F(elix)AVG(ustus)意爲“我們的主上，狄奧多西斯，虔敬的幸福的至尊”。[8]背面鑄有勝利女神像，作側身前進姿態。右手持十字架，頭部與十字架之前有八道光芒的星一顆，神像腳下有橫線一道，橫線下有一組由五個字母組成的銘文：“CONOB”，兩側又都有遺傳銘文，分別爲：“VOTXX”和“MVLTXXX”。夏鼐先生釋爲：“Con(statinople)Ob(rysum)”和“VOT(a)XX，MVLT(iplica)XXX”。譯爲：“君士坦丁堡的標準，宣誓典禮二十年增加到三十年”。[8]意思爲：“君士坦丁堡標準生產的金幣”，而“宣誓典禮”的意思指羅馬皇帝，從奧古斯丁大帝開始，每個皇帝每十年(後改爲五年)舉辦的宣誓典禮。
相比較而言第二枚與第一枚不同的是正面鑄有兩位皇帝的坐像，時代應爲查士丁與查士丁尼共治時期。(查士丁一世公元518-527年在位，他晚年選擇與他的外甥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27-565年在位)共治國政。從公元527 年4月1日起至8月1日查士丁一世去世，共計四個月。稱爲“舅甥共治”時期。)兩者頭部的背後，都有背光，右手都持有球體，兩帝的頭部之間，有一十字架。周圍鑄有銘文，爲：“DNIVSTINETIVSTINANPPAVG”夏鼐先生解釋爲“我們的主上，查士丁與查士丁尼，長生不死的至尊”。背面中央爲正面站立的男神形象，神像右手持十字架，左手持上立十字架的球體。兩側鑄有銘文：“VICTORI”和“AAVGGG△”。夏鼐先生考證並翻譯爲：“至尊(皇帝們)的勝利女神，第四(局)。”[8]
第三枚金幣同樣爲查士丁與查士丁尼共治時期，與第二枚基本相似，故不做詳解。
這三枚金幣均有打孔現象，有學者認爲這說明其已經不具有流通貨幣的功能，而是作爲飾品，象徵着所有者的顯赫地位與權力。
在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幣還有1978年出土於河北磁縣閭氏墓的查士丁與查士丁尼共治時期的金幣，1979年磁縣茹茹鄰和公主墓的安那斯諾修斯一世金幣和查士丁一世金幣。
河北地域的上層社會對於絲綢之路帶來的珍稀物品也同樣趨之若鶩，據《洛陽伽藍記》記載：“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纈、綢綾、絲彩、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北魏河間王元琛在舉行宴會時，經常把西域珍玩擺出炫耀。
這說明，至少在魏晉時期，絲綢之路所帶來的文化影響，不僅僅是中國這個強大中原王朝對外的文明傳播，也是外來文化對中華文明深遠而持久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河北地區已經深入到了上層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從平常飾物的選擇上，流露出了河北地區在絲綢之路文明影響下的最簡單而真實的情境。
在河北地區歷史上，由於絲綢之路的貫通，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連綿不斷。魏晉和東魏、北齊時期，來自西域各國的使節和商旅頻繁，首都鄴城有專門供各國使節居住的會館。後趙時期鄴城華林苑還有仿龜茲國寺院的建築。來自絲路西域波斯、東羅馬帝國的商旅交往頻繁。這些金幣也在研究河北與絲綢之路、中西交通史等問題上提供了重要參考與物證。
四、“昭武九姓”和河北所見絲路文明的互動
在近期舉辦的“絲路遺珍――絲綢之路沿線六省區文物精品展”中展出的出土於河南洛陽安菩墓誌，康磨伽墓誌，出土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的史射勿墓誌①都說明了“昭武九姓”在隨着絲綢之路，向中原內地遷徙，以及他們對中國民族與社會的影響。其實隨着絲綢之路的開通與商旅的遷徙，在開元時河北地區就已成爲隨絲綢之路而來的粟特人的新家園。之後，再經過安祿山的經營管理，河北地區成爲粟特商胡的憧憬之地。[9]從遺物上看，唐如意元年(公元692年)由高僧日寶所建的正定開元寺三門樓石柱就記錄了安、曹、史、何、米、羅、石、康、畢等粟特胡人在此地相互通婚的歷史。[10]該石柱現存12根和一段闌額，刻飾有：三門柱、大門主、大門柱主、中大門主、中大三門主、大門樓主題名，佛像、經文及經主、像主題名，供養人像及題名，《五臺山圖》和兩篇碑文，均於每柱各面分層佈列，中大三門抱框上刻有淺浮雕花紋。三門樓石柱與鹿泉縣本願寺的石幢、鹿泉縣的鹿泉胡神祠和定州東瀛州壽樂縣祆神廟等諸多與昭武九姓徙居河北有關的遺蹟，體現了該地區與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胡人的緊密聯繫。
這些從西域而來的粟特胡人，在河北地區與此地的原住漢人雜居，通婚，融合，使河北地區成爲深受絲綢之路貫通所帶來的文明影響的民族融合地，而民族的融合與雜居恰恰加深了河北這片土地與絲綢之路的聯繫。胡商的到來，也繁榮了河北地區的經濟，帶來了新的經濟元素，把河北融入到了當時中國與西域乃至世界的交流當中，使之成爲絲綢之路覆蓋的經濟、文化影響地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五、黃驊海豐――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河北也是宋金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北方起點，自2000年以來，在對海豐鎮遺址進行的三次搶救性發掘中，揭露了超過2500平方米的面積。遺址內出土了大宗瓷器，薈萃了定窯、井陘窯、磁州窯、耀州窯、鈞窯、龍泉窯、景德鎮窯等窯口的產品。海豐鎮唐宋時期名爲通商鎮，以鹽而興盛，因瓷器貿易而繁榮。[11]學界經過討論證實此地是宋金時期集水陸交通爲一體的經貿集散地，而且是以瓷器貿易爲主。
黃驊海豐鎮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片，其中以定窯和邢窯的瓷器(片)居多，這些出土瓷片裝飾有刻劃花、印花等多種工藝，瓷片胎體堅硬，緻密且細膩輕薄，釉色柔潤白皙，製作華美，是宋金時期河北手工業水平的高超體現。應該是定窯外銷瓷的精美品種。
在此，筆者選取精品代表簡要介紹[12]：
1.印花鶴紋瓷片
該瓷片應爲碗殘片。口沿爲芒口，碗心中央印一件雙獸耳簋，簋中裝飾有牡丹花。沿部印回紋一週。碗壁紋飾用凸棱分隔成6組，現已殘缺。完整的圖案有兩組。爲一隻昂首仙鶴在的竹林中向前作行進狀;另一隻仙鶴在假山與牡丹叢中曲頸後首，梳理羽毛(圖4)。
圖4 印花鶴紋瓷片
2.麒麟穿花紋瓷片
爲盤殘片，修復後圖案較爲完整。盤心印有一頭麒麟在綻放的牡丹叢中舞動，麒麟身上印有魚鱗和梅花點狀紋。盤壁周圍印有纏枝花卉(圖5)。
3.印蓮瓣式花口瓷片
爲碟的殘片。單脊花口式，曲口蓮瓣形，瓣尖凸起，質感明顯，每個瓣口之間起伏大。曲內和脊處飾印雙層蓮瓣紋。碟心與碟壁相接處爲圓弧形，碟心內爲花葉紋(圖6)。
圖5 麒麟穿花紋瓷片
圖6 印蓮瓣式花口瓷片
黃驊海豐鎮遺址的發現，填補了我國北方瀕海口岸考古的一項空白，爲研究中世紀瓷器外銷提供了重要資料。也爲從河北延伸開去的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佐證。證明橫跨河北境內的古代水路通道，是古代海上瓷器之路的故道，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
六、出土文物背景下的絲綢之路
縱觀歷史，自明清以來，河北地區處於畿輔要地，探尋其發展歷史，早在漢唐時期，她已經處於了對外交流的前沿，爲絲綢之路及與西域的溝通交流提供着物質上的保障，也接收到了隨着絲綢之路而來的外來文明對其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到了宋金時期，她更是作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北起點，黃驊海豐港千帆競發，人聲鼎沸的場景在考古復原中依稀可見，在草原絲綢之路中她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總之河北是研究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一環。
注 釋：
①河南博物院：《絲路遺珍――絲綢之路沿線六省區文物精品展圖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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