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着學界對西柏坡精 神研究的深入,關於西柏坡精神的研究有了許多成果。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相關內容的論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摘要：作爲一門“愛智慧”之學，哲學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智慧，答案並不是唯一的。然而可以歸結爲一點，那就是哲學的思考始終不能脫離人類社會，脫離了生活的哲學終成空談，也不成其爲哲學。而人類社會的終極問題總是脫離不了政治，因爲思考人類社會秩序的應然問題最終屬於一種政治哲學。因此可以說以政治爲中心的人類社會是哲學的基石。
關鍵詞：哲學;人類社會;政治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資助項目“荀子的禮法觀與現代法治精神”(KYLX_0070)。
前言：
1.哲學作爲一種“愛智慧”的學問，不論其追尋何種智慧，最終肯定不能脫離人類社會孤立存在，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古希臘時期，對世界本原的探求是其哲學思考的源頭，而當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時，哲學思考的視角慢慢移向人類自身，再後來蘇格拉底對“認識你自己”的強調，無疑哲學思考的重心轉換成了人，而不是自然，自然科學後來從哲學中獨立出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人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呢?亞里士多德一針見血地指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由此可見在古希臘時期存在這樣的思想軌跡：自然—人—政治層面的人。
2.再看一下同處於“軸心時代”的中國，哲學家們關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梁啓超做了一個較好的概括：“中國學術，以研究人類現實生活之理法爲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於此方面之各種問題。以今語道之，即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所包含之諸問題也。”[1]梁啓超先生首先肯定了中國哲學是關注現實生活的，而具體關注的是什麼樣的社會生活呢，樑先生概括爲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其實在中國的人生哲學中處處滲透着政治的影子，儒家思想自不必說是以政治生活爲指向的，就連最講人生哲學的莊子，也認爲人最終無法逃離君臣之義社會政治生活。
3.可以發現哲學家對人的思考總是以當時的社會政治爲背景，脫離社會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使是最純粹意義上的人生哲學最終也脫離不開社會關係，而社會關係應當如何締結則是政治哲學的範疇，梁啓超先生認爲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並不是截然分開的。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古希臘和古代中國兩大文明的“軸心時代”，關注的中心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移向了人類社會，而且是以政治爲中心的人類社會，這並不是一種巧合，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本文的主旨，那就是哲學關心的問題應該是什麼或者什麼纔是哲學思考的基石，很顯然，哲學的基石應該是以政治爲中心的人類社會。
一、哲學是對人類社會的思考
1.1任何一種哲學流派其思想歸宿無不是落實於人的，脫離人類生活的哲學是不存在的，而人並不是作爲個體孤零零地存在的，那些即使是專注于思考個體價值的哲學也總是以人類社會爲背景。因此，從本質上來講，哲學便是對人類社會的一種形而上思考，即人應當過一種什麼樣生活的問題。首先，要對人自身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對人認識的不同從根本上決定着對過什麼樣生活認識的不同。讓我們回到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重新審視幾派的主要哲學家對人的認識以及對人應該過怎樣生活的設計。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對人始終抱有樂觀的態度，儘管對人性的看法不盡一致，比如孟子持“性善”說，荀子持“性惡”說，然而他們都堅信人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學習，可以實現“善”，因此儒家尤其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
1.2正如美國漢學家倪德衛所認爲的那樣：“因爲有德是非常有利的東西，除了我爲德自身的緣故，不爲我自己求德之外，我可以用任何產生德的方式來求德。”[2]確實如此，由於儒家對人性相對樂觀的態度，使他們不約而同地爲人設計一種“道德”的`生活。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講“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孔子認爲人應該過一種“仁”的生活，“仁”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維繫良好的關係，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用孔子的話講就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孔子始終將目光關注在人類社會關係之上，並認爲“仁”便是處理人類關係的良方。
1.3而孟子則認爲人性生來就有“四端”，只要善加保養就可以擴展這“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孟子•公孫丑上》)而爲什麼要對這“四端”加以“擴而充之”呢?孟子認爲這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之處，是人類處理社會關係的關鍵所在。他講：“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如果每個人都對這“四端”加以“存之”的話。自然就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4(《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之所以如此強調“四端”的重要性，就是因爲良好人類社會關係的確立是以此爲基礎的，也是人與禽獸的分野之處。在儒家另外一位大師荀子那裏，人類社會更成爲其關注的中心，荀子講“性惡”並不是指人性天生就是“惡”的，而是認爲在社會關係中如果一味順從人的本性，就會產生爭鬥，因此荀子的“性惡”只是立足於人類社會關係來講的。荀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荀子•禮論》)又說：“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矣。”(《荀子•性惡》)由此可以發現荀子衡量善惡的標準是建立在社會治亂平臺之上的，從另一個層面解讀也就是人不能脫離社會關係而存在。道家思想盡管對宇宙自然有一定的探討，然而其致思的中心依舊是人類社會。英國漢學家葛瑞漢認爲：“像《莊子》那樣，《老子》要求人們摒棄固定的原則，而使自己符合於作爲人的自然傾向的宇宙之‘道’。”
1.5[3]確實如此，道家之所以如此強調“自然”，從本質上來講是爲了給人類的行爲尋找一種依據，如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很顯然老子的思維是以“人”爲原點，從“人”的立場出發的，儘管“自然”在邏輯上是高於“人”的，然而從本質上講，“道”不過是爲人提供生活方式的依據而已。老子從來沒有離開對現實社會生活的關注。老子講：“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老子•第五章》)在這裏老子將“天地”與“聖人”以及“萬物”與“百姓”相比照，其目的很顯然就是爲人類社會尋找依據，而並不是去探討天地的自然規律。在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莊子那裏，“道”同樣是作爲人的生活方式而存在的，而並不是脫離人類生活去追尋虛無縹緲的“道”，他說：“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1.6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莊子•大宗師》)在這裏，莊子認爲“道”之於人就像水之於魚一樣重要，“道”其實就是作爲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存在。由此可見，在道家那裏，儘管“道”相對於人具有某種程度上的超越性，但是“道”絕對不是脫離人類生活而存在的，人應該過順從“道”的生活，過順應自然的生活。法家認爲人生來就是趨利避害的，退出了儒家堅守的道德陣地，將人性還原爲一種自然性，社會關係的建立則是君主通過刑賞的方式，利用人民趨利避害的人性對人民進行控制。
1.7商鞅說：“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商君書•說民》)商鞅認爲社會關係完全是建立在人的好惡基礎之上的，人與人之間其實就是一種赤裸裸的利益關係。法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韓非子也同樣認爲人與人只是利益的關係：“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1.8(《韓非子•備內》)在這裏，韓非子認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靠道德維繫的，只是一種利益關係，這與儒家強調道德在人際關係中的作用形成了鮮明對比。總之，儘管各個學派對人性的看法不盡一致，對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設計也大爲不同，然而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關注於人類社會，其哲學都以人類社會作爲出發點。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哲學不能脫離人類生活，脫離人類社會的哲學思考是不存在的。
二、政治是人類社會的中心
2.1既然哲學是對人類社會的思考，那麼人類社會如何建構必然成爲哲學的首要問題，而人類社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建構顯然屬於政治哲學的範疇。因此可以講政治是人類社會的中心，任何社會關係無不是圍繞着政治問題展開的。再次回顧中國“軸心時代”哲學家們關心的核心問題時，可以發現他們關注的首要問題無不是政治問題，也就是社會如何建構的問題，太史公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講道：“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認爲各家的最終目標都是“務爲治”，只不過解決的方法不同，確實很有見地。在儒家那裏，之所以強調道德的重要性，原因就在於道德是實現國家治理的根本方式，儒家強調道德修養的最終目的是治國平天下。孔子講：“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2.2(《論語•爲政》)很顯然孔子認爲“德”作爲實現社會治理的一種方式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德”從本質上來講就具備着政治的內涵，“孔子思想的重要特點在於其政治性”[4]，所以孔子認爲只要遵守“德”本身就是從政：“《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爲政》)孟子則將“仁政”的基礎建立在人的“善端”之上，認爲統治者如果能保持自己內心的“善端”，自然就會實行“仁政”，而“仁政”則是治國的關鍵，他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離婁上》)在儒家另外一位大師荀子那裏，則將禮作爲社會治理的主要手段，他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
2.3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荀子•禮論》)通過禮的道德教化，荀子認爲可以實現社會的良好治理。總之，在儒家的思想體系裏，道德始終服務其政治目的，政治和社會纔是儒家關心的終極目標。正如周桂鈿先生所言：“儒學也是產生於社會與政治的需要。”[5]道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更關心個體的自由，然而其思想的最終歸宿依然是社會政治生活，只不過在道家看來，儒家以道德作爲社會政治的方式存在着弊端。正如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道家追求一種順應自然規律的社會政治秩序，而反對過多的人爲。老子認爲只要每個人迴歸一種自然質樸的生活狀態，社會就會得到很好的治理。他講：“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2.4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老子•第三章》)又講：“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很顯然，老子之所以強調“無爲”並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恰恰是爲了實現“無不治”，也就是最終目標和儒家一樣，依然是社會政治生活，因爲所謂個人的自由最終只能以當時的政治生活爲基礎。道家另外一重要代表人物莊子非常關注個體的生命自由，然而他還是認爲人是無法脫離政治生活的，王博先生也這樣評價莊子：“的確，在一個專制的社會中，誰又能說自己的生命和君主無關呢?莊子見慣了以衛君爲象徵的殘暴君主，他和一般人一樣，希望君主可以變得理想一些，能夠給自己也給普通的人們帶來一個輕鬆的生存空間，不必再身陷‘民其無如矣’的困境。”[6]確實如此，莊子的思考始終沒有脫離當時的社會政治，或者說同老子一樣，同樣在表達着何爲理想社會政治的構想。莊子理想中的社會秩序便是一種“至德之世”。他講：“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2.5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樑;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靁。”(《莊子•馬蹄》)很顯然，莊子有明確的政治理想，他的人生哲學始終是以其政治理想爲背景的，簡言之，沒有一種理想的社會，個體的自由是很難實現的。同樣，在法家那裏社會政治是思考的中心，法家尤其強調君主對於民衆的控制。商鞅講：“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商君書•畫策》)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又尤其重視法的作用，而與儒家重視道德形成鮮明的對比，商鞅明確地說：“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商君書•君臣》)韓非子在強調法的同時，也重視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韓非子•難三》)韓非子認爲君主用法來治理百姓，用術來駕馭羣臣，那麼社會就會得到很好的治理。總之，法家十分關注政治操作層面的運作，其哲學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哲學。綜上所述，儘管各家對建立一種怎樣的社會持不同看法，各自設計着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然而相同的是，都沒有脫離政治生活，政治始終是思考的中心。
結語
筆者通過對中國哲學所關心問題的考查得出一個結論，哲學的思考始終沒有脫離人類生活，政治是人類社會的中心，哲學關注的焦點是以政治爲中心的人類社會。其實不僅中國哲學如此，西方哲學同樣也是以人類生活爲關注點，並且出現了政治哲學的轉向。因爲脫離了人類生活的哲學註定是沒有生命力的，只會墮落爲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文字遊戲;人類不是作爲個體孤立地存在的，必然結成社會來共同生活，而何種社會生活是好的又必然是一種政治哲學。因此可以這樣講：以政治爲中心的人類社會是哲學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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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博.莊子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