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編》的創作歷時“足足有十三年”⑴，對於魯迅這位獨特的精神個體來說是一個很奇特的創作現象。因爲魯迅的創作歷程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追求“自我超越”的過程，小說——散文——雜文，隨着現實的急劇變化而呈現出各自不同的側重點。而小說這種體裁一直引起魯迅的創作興趣，早年“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的誓言也不能阻止他去“預備足成八則《故事新編》”⑵，這一點恰恰沒有引起者的足夠重視。
如果說《吶喊》諸篇是魯迅意爲先驅者搖旗吶喊而對生活中切身感受過種種苦於不能忘懷的東西描寫和再現的話，那麼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在某種意義上則是基於創作主體英雄末路的悲嘆所產生的“虛妄”心態而對人生作形而上的反思。的急驟變化加深了魯迅對人的命運與生存境遇的探尋，而歷史小說可以“不免油滑”的創作特點又正好契合了魯迅這種深層的創作意圖，可以任性忘情地縱筆馳騁於自己營造的天空之中，信馬由僵地將自己的情感與體驗，對現實的觀察與歷史的反思一古腦兒傾注其間，構成了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創作風格。雖然魯迅在理性上對此頗有微詞，如“小玩意而已”⑶，“速寫居多”⑷，“遊戲之作居多”⑸，是“‘塞責’的東西”⑹，但在情感上，魯迅卻一再拾起“決計不寫”的這類歷史小說。“五四”運動退潮、新文化運動分裂以後的大革命前夜，魯迅受北洋軍閥的迫害逃出北京，到廈門大學任教，“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裏，對着大海，翻着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洞洞”，“這時我不願意想到；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花夕拾》；並且仍舊拾起古代的傳說之類”⑺，寫出了《奔月》和《鑄劍》。進入“風沙撲面，狼虎成羣”的三十年代，魯迅以普羅米修斯式的救世胸懷，感受到“現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見了新的文學的潮流，在這景況中，寫新的不能，寫舊的又不願意”⑻，於是又再次拾取歷史小說，一氣寫出了五篇作品。十三年來，魯迅的情感世界經受了多少風霜雪雨，又該發生了多少曲折變化，但創作歷史小說的念頭始終不能忘懷。
魯迅之所以熱衷於創作《故事新編》，其深層原因來自於他作爲一個先覺者的生命體悟，來源於他對歷史的深刻體驗與獨特觀察。一方面，作爲近代“國民之敵”，魯迅的基本目的是以“人”爲主體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的重建，這一特徵集中表現爲他早期自覺地選擇“救國”，爾後又對改造國民精神結構的再三強調和不遺餘力的親自實踐。從這一思想動態出發，他深情地呼喊過“精神界之戰士”，毫不留情地批評過“老中國的兒女”。然而，“立人”理想的失敗，現實環境的險惡，先覺者與庸衆之間的隔膜與對立，使得壯志未酬的魯迅陷入了一種深深的絕望之中。他在孤獨悲哀地咀嚼把自我犧牲曾看成是拯救個性和個人的一劑良藥而毫無效力的苦味時，一種西西弗斯式的荒謬感油然而生，“對整個人生荒謬的形上感受”(李澤厚語)導致他反思歷史：人在歷史中的位置如何?人在歷史中命運怎樣?困惑的心靈促使他開始構築《故事新編》這一荒謬怪誕的藝術世界。很顯然，魯迅無疑是站在現代人類命運的高度上思索着自己複雜的人生體驗。另一方面，魯迅深深地感悟到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吃人”史，“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滿本都寫着兩個字‘吃人’。”因此，他對國粹主義者眼中的輝煌歷史有一種深深地危機感與絕望感，對泱泱中華大國數千年來的文明史的崇敬之情也就化爲“一把辛酸淚”了。這樣，在魯迅的意識世界與生命體悟中，他“認識到一個事實：世界在本質上是詭論式的，一種模棱的態度才能抓住世界矛盾整體性”⑼。這便是意義上的反諷，是人類精神的一段歷程，因爲“在更高的意義上，反諷是不指向這個或那個具體的存在，而是指向某個時間或情狀下整個現實……它不是這個或那個現象，而是經驗的整體……”⑽。魯迅的反諷意識來源於他作爲孤獨的思想先驅，來源於他對中國歷史的反思和人類現代思想的感通。因此，其歷史小說表示的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主觀性，而是表現了整個世界，這就是居高臨下的“反諷精神”。這種反諷不僅僅是使用悖論式語言，把不協調的矛盾的東西緊合在一起，而且是一種主題性的悖論，它賦予作品的思想以一種令人震撼的深度。在《故事新編》中，作品主人公的行爲與結果就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反諷，整部作品從“補天”到“出關”也構成了一個反諷意象。用這種反諷意識寫作，“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爲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⑾。這就是魯迅時而認爲“油滑是創作的大敵”而最終又免不掉“油滑”的潛在因素。“油滑”的背後，分明凸現出一個孤獨的哲人身影，其間足可見出魯迅在和“無物之陣”搏鬥之後，有一種英雄末路的悲涼而滑稽的感受，這就是魯迅創作《故事新編》時的“虛妄”心態：凝視、玩味、遊戲、悲涼、無聊、荒誕。